《乱世书写》：乱世上海，乱世女人

　　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富有启发性的教育论著。作者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教育的原则性理论，并从教育的目标、民主参与的向度、民主权威的限度、教育的分配等角度探讨，分析了如反对禁书的民主举动、教师联盟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对私立学校的公共支持，以及大学准入机制以及民主教育应当着力培育学生的国际主义情感还是爱国主义等具体问题。作者认为，教育的目标是要在由父母、公民以及职业的教育者共享教育权威的社会背景中，教导民主审议所需的技能和美德，使得公民社会能够既确保个体的基本机会，又确保该社会追求正义的集体能力。

　　电影《色，戒》在原著外别开一枝，女主角需要唱一段颇具江南风情的“弹词”，在丝竹清音与吴侬软语中轻轻勾惹老奸巨猾的易先生。令人生奇复生疑的是，为何原著里的广东女非要在此时亮出苏州口音，且不说广东话是否能悄然过关，单单从粤语一转为吴语，王佳芝又能否吞吐玲珑以致在如此紧张的情势中尚可依韵而歌？

　　与其说这一小桥段是为了说明青春女间谍的机巧心思，倒毋宁说它完完全全呈现出人们关于张爱玲和上海的关系的动人想象。在他们心里，上海最美的模样就是张爱玲生活着的上海，而无疑若要评选上海的城市形象代言人，张爱玲当之无愧是女一号。读者早就没有闲情也没有智慧分辨青红皂白，心目中已经搭建了猎奇色彩的上海主题公园，《色，戒》的自说自话对不对、好不好无甚要紧，人们要的不过是说出那句“到底是上海人”的张爱玲合该处处给足上海面子，上海亦须时时记得这位民国的“临水照花人”。

　　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想象中，满足了关于上海、关于张爱玲的后世悬想。但问题随之浮现，我们如此高高推举张爱玲，又如此心心念念彼时的上海，真的是对张爱玲和上海的尊重与爱敬吗？被切割边角与被限制材料的历史想象，说到底只是一种想象与自慰，无关历史，更无关真实。

　　正是看清当下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有见木不见林的整体视域的缺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狭义的张爱玲的书，它照样解读张的文本、探勘张的文学景观；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广义的关于张爱玲的书，并未将目光拘囿于张本人，相反作者心知在夺目的张爱玲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有无数不知名的或已然为历史忘却的曾经知名的大大小小的“张爱玲”在上海书写她们各自的“传奇”与“流言”；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些女人描绘为不世出的仙女与才女，而是直面她们所处的世代，一个炮火轰鸣、人生流离的乱世，可以说，只有真正体贴乱世之乱，复能真正洞悉佳人之佳。因此，这是一本聚焦于“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的广义的张学著作，它从未将张设定为唯一的主角，更确切地说，是以张为背景，观照彼时上海的动乱与动乱中兀自生发的美学，由此参照窥见其余女作家的长短。

　　该书进入的角度非常别致。乱世佳人斯佳丽·奥哈拉姗姗降临1940年炮火隆隆的上海，由一位典型的美国南方佳人摇身一变成为战时上海一个经久不衰的公众偶像。这一跨国传奇的成功转型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中层文化的韧性与弹性，而上海完全沦陷后为这一文化持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的恰是刚开始写作生涯的一代年轻女作者。与人们普遍认识的相反，上海的日常生活“没有随着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和城市的完全被占领而渐趋废止”，反倒因此保全了一种怪异的“自由自足”，如木心所言，“哪里没有人管，哪里就有文艺，而若降生一二天才，那就是文艺复兴”。以往，我们的目光从未真正触及孤岛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女性创作者，但其实“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的真正占领者是她们”。历史不该忘却这样的美丽名姓，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艺术家陈小翠、周炼霞和吴青霞。无论当日她们各自具有怎样卓越的成就和响亮的声名，又或是更为昙花一现、闻者无几的那些文艺女子，日后等待她们的都只是历史空白。

　　而与这“空白”相对应的则是“误读”。譬如书中尤为强调的一点，即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并非只写儿女之情，其实她们“面对破碎的家园和岌岌可危的城市文化，努力以自己的话语拼起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梳理着周遭不可理喻的世界”。只是她们所尝试的主题未必就是男性叙事中常见的死亡、饥饿、破坏与动荡，她们有自己另类的战争叙事角度与方式。好比张爱玲在《传奇》1944年版前言中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看透了战争的虚妄与短暂；热辣辣的苏青在1945年散文集《饮食男女》的后记中，更坦言，“有人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还要写什么文章呢？——意见恰巧与我相反”，“我选择这项写作与出版事业来排遣我目前的光阴——只要渡过这时期，我要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动荡中的写作从来不止是消磨时日的手段，更是对战争破坏生活的严正抗议；而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凤仪园》，虽在在描摹日常生活，可越是耽溺于生活的日常，越是对比出战争制造的创痛究竟有多剧烈。

　　在“战争”这一关键词之外，作者又指出“女性”与“家庭性”是另两大要点。毫无疑问，家庭仍然是女人最熟悉的生活场域，自然也成为最习见的创作材料。同时，对于女性和家庭的关注，也是当时日本占领者的政治和战争禁忌之外的一处自由空间，女性利用她们天然的优势将文学过渡到相对较为安全之地。家庭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波澜不惊，事实上，占领者和抵抗者都在激烈争夺这块文化领地——政治的真正成功不在权力的争夺，而在生活的垄断与融入日常。从中我们得见女作家们对家庭的关注其实别有慧眼，这是“一种颠覆政治控制体系和参与当前重要政治对话的手段”。自寓所、电梯、卧室、浴室、厨房、阳台、街道、商店乃至咖啡馆、电影院和菜市场的细致描绘，就不仅是开辟了另一重文学写作的园地，更是开出文学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的着手点，同时引领读者自此明晰“整个时代风貌的历史性论述”，在战争和政治的蹂躏与冲击下，张爱玲和她的同道们在文本中刻意呈现、修复并完满了现实本应有的秩序。

　　女人难为，乱世中的女人难为，乱世中的才女更难为。在《乱世书写》中我们看见这些才女如何力求不受战争和政治的戕害，又如何尽力在女性出版文化、女性杂志、女性文学艺术叙事等等创作中召唤日常生活的常态、召唤受破坏的心灵的常态、召唤不知往何处去的世界的常态。

　　比起那些堂皇但有时却不免纯然沦为堂皇的男性创作者而言，“乱世佳人”并未上空言大话与虚荣心的当，她们也未随意进入时代的漩涡，相反她们凭借女性的弱势社会角色保持了一种难得的距离和由此产生出的清明，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们笔下关于孤岛和战争的伤痛记录。只是被误导太久的我们，是否能断然舍弃意识形态的纠缠，真正将视野投向她们，真正在歌舞繁华的上海想象中挣脱出来而闻得到硝烟的气味，真正谈得上体认沦陷时期上海文 学及通俗文化，也许才是一个更大也更急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