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你懂我的痛吗？”把最深的情绪讲出来，耗费了齐邦媛很大的精力。
2010年12月13日，台湾桃园县某养生文化村。天色阴沉，山峦间，一排排暗红色的现代化高楼于平地拔起，有少许老人在花园散步。
八十六岁的齐邦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年，2005年春，经过多次考察，她终于定下在这里的一间小书房写作《巨流河》。跟记者见面后，她缓缓走到大厅一侧的咖啡机旁，边熟练地操作机器，边用细软的声音说道，“我很现代的，喜欢喝咖啡。”她披着杏色针织衫外套，嫩黄夹紫丝巾衬着温和的脸，从容优雅。
台湾文坛称齐邦媛为“永远的齐老师”。2009年，齐邦媛自传小说《巨流河》在台新书发表会上，白先勇、蒋勋、简帧等近十位文学界人士均到场庆贺。这些“大咖”，在她眼中都是“极好玩耍”的“小朋友”。他们也亲昵地唤她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朱天文、郑清文、黄春明等台湾现代文学家的国际能见度无不首经她手。
八十一岁时，各种病痛开始纠缠，齐邦媛决心要在还有点力气的时候，说最心底的话。花费四年余时间，几百页的手稿《巨流河》出版，成为该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
在书中，齐邦媛以“自传”形式，回忆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1924年，齐邦媛出生在东北辽宁，齐世英因追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兵败巨流河而流亡。二战后作为流亡学生，齐邦媛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1947年，在国共战争的战火中，齐邦媛到台湾开始从事文学工作至今。
这场“自传”让白先勇失眠了，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抗战多么的壮烈，我们失去了生命中珍贵的好些记忆，齐先生替我们补回来了。”
“战争是世上最坏的事情”
繁体版《巨流河》的腰封上附有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齐邦媛却对这张腰封感到生气。书柜里的数本《巨流河》一旁，垒了好些被她揪下的腰封。她语气稍重地抱怨，“这书腰把封面上的房子遮住了，那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我心里面只有这些房子！”
她性格敏感、讲究。在新书上写下签名，双目像小鹿一样警惕地问记者，“你们广东不可以称呼‘小姐’的，是吧？”
采访在齐邦媛手写《巨流河》的小书房里进行。落地窗外，墨色的山丘舒缓贴在天际，日升月落仿佛近在咫尺。“在这里，我可以完全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台湾一家医疗设施很不错的养老院，她每日于房间、餐厅、花园三点一线间独来独往。
1925年，齐邦媛两岁，父亲齐世英带着国外的民主革新思想回国，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战败巨流河，被迫流亡。六岁时，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国立武汉大学的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吴宓等人。
这段时间，齐世英加入国民党，曾被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等职。齐世英也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抗日初期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两千多名流亡学生，撤退到重庆时创办了《时与潮》杂志。
卢沟桥事变后，齐邦媛跟着家人，还有父亲安排下的七百多名初中学生，一起从南京逃往汉口。途中听到无数凄厉的叫声，有人从火车顶上被涮下，也有人因挤着上船掉下海。
“战争是世上最坏的事情”，她很明白，自己此生都不要原谅日本人，“为什么人可以这样伤害其他人”，“我非常讨厌暴力。小时候被人欺负，从不反击，只会在一旁哭。”
让众多读者“八卦”的齐邦媛初恋对象、飞虎队成员张大飞，在她心目中，足以代表被日本残害的那些人。
令齐邦媛唏嘘的是，这场还来不及发生的爱情却成了今日《巨流河》的大卖点之一。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齐邦媛不愿将张大飞的故事拍成电影，因为“那无论如何将会是一种扭曲”。
声调虽低，齐邦媛仍稍带字正腔圆的东北口音，“直直”地表达不满：“合着有个张大飞的爱情故事，你们觉得好看，张大飞就是个可怜的、倒霉的小年轻人！我要讲的是更大的沉重。”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只有爱情。她同情他，“他多可怜，父亲被油漆慢慢烧死。到了他自己，二十六岁什么都没想清楚，就死了。”她还感谢他，在天上用生命保护地面的百姓，而自己只会躲，什么也做不了。
齐邦媛讲起过去，内心激动，不时地要用纸巾擦拭因患肝炎而不适的双眼。
齐邦媛一生爱美，“美的东西常常都是对的”。有读者评价《巨流河》，“书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苦难人生中永远不会消失的美、爱、崇高、勇气、正义、悲悯”。
她在《巨流河》中一笔一画地纪念，朱光潜老师对枯叶之美的疼惜；英美文学课上遇到雪莱诗歌的生死呐喊；遍地战争却无意发现一片河岸小净土的安心平静；又或是一个眉山明月夜。
坐在对面的齐邦媛双手慢慢抚摸眼前盛满多彩环针的白色浅口水晶笔座，表情开心、明亮，“你看，它又重又不复杂，像精神上的快乐。还有这缤纷的夹针，真美。”
年轻时，在台中一中教书，她每天都穿着旗袍上课，优雅的身段让学生至今难以忘怀。
今天她八十六岁，出门前口里念叨，“这个丝巾要系着，不系会丑”。要拍照，她转身走到卫生间，涂上嫩幼的口红。读记者手机里的短信，好奇地问，“你们喊我‘齐老太太’？好好玩噢！”
“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诗歌和人世情怀融合在一起，齐邦媛在大学里像个炸弹下的文艺青年，沉浸在对美、对诗歌的感受里，不参加政治运动，被同学嘲笑为“不食人间烟火”。
“山水多可爱啊，诗歌又那么美。为什么我要参加那些政治活动？”
还在乐山上大学的齐邦媛，曾经参加过当时“前进”的读书会，会场上会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气氛激昂浓烈。她写信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劝她，吾儿年幼，要利用对功课的兴趣好好学习，不必参加政治运动。
齐邦媛从此没再去读书会，却遭到一些好友的排斥和讽刺。
到了二战结束后，学潮运动在全国各所高校蔓延，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的叫嚣。
“我们同学百分之八十都迷共产党，越是知识分子越是迷。”齐邦媛对此表示理解。
一个没有阶级差异、所有人爱所有人的世界如何可能？曾到德国海德堡读历史哲学的齐世英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告诉齐邦媛，“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家庭的训练，让齐邦媛对政治的东西总是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
“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地了解，慢慢地作选择。这是尊重，做人要有个样子。”闻一多的例子让她印象最为深刻，“一个那么有才气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疯狂。”
回忆当年学潮运动中同学们狂热的表情，齐邦媛笑得一颤一颤，“我父亲也是，看到人闹就笑，说这人怎么这么夸张”。
“我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喜欢自然进展，不可能一个答案解决所有问题。”她最讨厌吵架，一家人从不吵架。家里养了十八年的狗，被她称为“狗睿”，性情竟也怕“吵架”，几个儿子小时候一闹，声音大点，那只“狗睿”便大声狂叫。
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因为要给另一家报纸回信，齐邦媛在纸上写字，表情专注，下笔郑重缓慢，有点害羞地说，“我喜欢涂涂改改哦，标点符号也要花很多时间。”
她看今天的政治选举，是看热闹。虽看报，但是对大陆还是充满陌生感，她拥抱记者，顽童的表情又出现，“你们那边的家庭今天有什么禁忌吗？”
自1947年到了台湾，齐邦媛从事台中一中的英语教育、“国立编译馆”的文学编译、“国文教科书”改革等工作，一生只是“负责任地做事情而已”。
出于对政治的警觉，她在对“国文教科书”改革一事中，特别坚持一个原则：“有宣传意味的都不是好书。”
一九七二年，当时台湾的教科书组顶着一把“政治正确”的上方宝剑祭在头顶，齐邦媛被任命为“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组主任一职。第一套部定本 “国文教科书”受到太多瞩目，当时对原暂用本教科书的批评很多，却也没有人敢直说其政治色彩太浓，呼喊声均是：救救孩子，还给孩子读书的乐趣。
齐邦媛等人在新版教科书中加入了沈复的《儿时记趣》、《西游记》中猴子偷桃等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作品。
问她当时有没有压力，她答得轻描淡写：这是工作，怕什么，又不会有人杀你。
对于《巨流河》在大陆受到的欢迎，齐邦媛实在意外。她说，自己并不想要发表什么观点，而是尽量按事实说话。但书中关于闻一多“临死前可能有所懊悔”的推测，还是遭到某些读者的质疑。她解释，“闻一多遗物中一枚印章刻有‘其愚不可及’的史实，是出自于他儿子写的书。”
对于张学良的看法，她拿出大陆出版的历史资料。“一切都是有来龙去脉的。那么大的东北，按世袭制就交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从理性上来看就有问题。”
齐邦媛特别看重知识分子的客观性。因此，对话中稍不留意，她就给你质问一句，请你讲话科学一点。
“我反正就没有家”
聊着聊着，窗外的天边只剩一丝暗红的光。齐邦媛要到楼下慢走一圈。出门前，她一定将房间的灯全部熄灭。坐在楼下的花圃前，下颚稍抬起，瞥见自己的房间和四周山峦暗影一般黑。“不想有人看到我房间灯火辉煌”。
她乐于享受这种接近隐居的氛围感。
齐邦媛平日不跟这里的任何人来往，但一路走来，总是有人对她微笑，“齐老师好啊。”
散步回来，她取一份《联合晚报》。回到二楼的餐厅，点菜的过程不止一次对餐厅师傅礼貌地说“谢谢”、“对不起”。如果不是有访客，她经常买含鸡腿、青菜和白饭的便当回房吃。
儿时读了七个小学，台湾对齐邦媛来说，是个“收容所”。做那么多事，也是为了回报这场不错的收留。
巨流河一战失败后，一家人从此流浪了一生。这对齐邦媛而言，是最大的痛处。
“六岁离开，从来没有家，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差。我反正就没有家。我没有丢掉什么。”齐邦媛说她不要麻烦别人，也不喜欢别人侵犯自己的空间。这栋安静的大楼太大，她经常带其他迷路的老人找方向。
她说着说着，拿下红色框的眼镜，哭了。没有声音，只是说话越来越重复、颤抖。泪水流下来的时候，她很快拿纸巾抹去。
“我在这里经常这样哭，哭八天八夜也没用，我反正就没有家。”
蒋勋、陈文茜等人曾评价《巨流河》：齐邦媛把所有过去波涛汹涌化为了波澜不惊。谁能料到，她在这小书房里，经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能自已。
《巨流河》一书出版后，齐世英的亲人朋友都感到惊讶，这个看似弱弱的女子，竟然如此愤怒。
“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齐世英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60年，因反对陈诚“内阁”提出的“电力加价案”，齐世英被开除出国民党。生活清苦的他于1987年去世。一生再未回去过大陆。
“父亲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齐邦媛也为后代担忧，在国外生活的儿子说，“妈妈，你不在了，我们不会再回去台湾。”陌生的大陆更不在他们的人生规划内。
辽宁铁岭的市长近年要对齐邦媛作表彰，她心中只有苦涩，“你是个有名的作家，人家给你弄个‘最美丽的啥’什么的，那是假的。”
“我跟别人说我是辽宁铁岭人，那不是滑稽吗？”她的双眼越来越红肿，“我最大的愿望，只是老的时候，有三间瓦房可以回去。”
“一切就好像被沙土掩埋了一样。”
年老的她重读《老残游记》，甚是喜爱，“味道贴近北国故乡”。
然而，回不去的不只是他们。2004年，齐邦媛跟王德威合编《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书中收入了与老兵、眷村、探亲有关的散文和小说，叙说了各种角度的离散思乡令人心碎的故事。“非常多的老兵，虽然政府有给生活费，但是他们却娶不到老婆，一辈子孤独。”
作为外省人，在台湾六十几年，齐邦媛也没有落下根。“永远有人会说你是外省人。”
历史充满各种吊诡，令齐邦媛和其父亲辈伤心的是，那些没有来台湾的旧识，虽然留在大陆，却有不少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十年内遭到迫害。这两年齐邦媛读《杨宪益传》，感慨万千，“那一代最重要的文人却受到那样待遇”。
把最深的情绪讲出来，耗费了她很大的精力。但她仍觉得不够，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你懂吗？你懂我的痛吗？”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笔，在我的采访本上重重写了几个字，“Sing the anger of a man”（歌唱人类的愤怒）。那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第一句话。
失去了，能怎么办？时常，齐邦媛安慰自己，“有没有故乡怎么样，我至少还有灵魂。诗里面就有灵魂。”
(责任编辑：pengfeichang)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钟瑜婷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