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公路逃费案”中职务犯罪的迷雾

　　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随着河南“公路逃费案”被层层剥笋，更多隐藏幕后的案情正在显山露水：1月15日，时军锋拿出了他的“关键证据”，就是他与张某、李金良签订的一份协议，协议里称，时军锋每年付给张某和李金良120万，头三个月，预付协调关系费24万。此外，还要给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月工资5000元整。（《新快报》1月16日）

　　时军锋出具的这份协议，俨然就像一枚重磅炸弹，把本来相对简单的案情炸了个体无完肤。尽管证据尚不能坐实，但显然，职务犯罪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起案件，真正扣人心弦的“剧情”开始扑朔迷离地展开。

　　张某、李金良二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目前没有任何头绪。而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则迅速宣示了自己的清白。张某、李金良二人，是否是正副站长王欢、李占锋二人的“化名”抑或“代理人”，还是此二人与前二者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目前不能妄下断论，一切有待于侦查部门的介入和调查。

　　又或者，这份协议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时军锋捏造证据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只能根据常理去揣测，一介农民时军锋，几乎不可能有胆量捏造证据侮蔑政府公职人员，也即，这份协议或许的确存在。但倘使如此，这份协议的乙方，是否与下汤收费站果有利益勾连，仍然是迷雾重重。

　　显然，查清张某和李金良的身份，对于廓清本案案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证据证明此二人果真与下汤收费站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军锋很可能就是被这两个冒牌的“权力代理人”给忽悠了，下汤收费站则不仅是无辜的，甚至还是本案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此二人与下汤收费站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关系，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性质恶劣的职务犯罪，相关人等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可以大体肯定的是，如果收费站方面的确有人以权谋私，他也不会愚蠢到以收费站的名义与时军锋签订协议，他只能通过中间人层层代理其利益关系，从而为自己设立重重的保护屏障。由此而言，我们又不得不合理怀疑，即使查清了张某和李金良的身份，也不一定就能挖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更何况，现在张某和李金良是何许人也，是否已经被雪藏或者畏罪潜逃，都是未知之数。案件的侦破无疑面临着深不可测的迷局。尽管法院已经启动重审程序，但有鉴于侦查的困顿以及由此导致的证据的缺失，案件的真相可能要历经旷日持久，方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而最令人失望的结局，恐怕就是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侦查机关应迅速介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收费站所属的高速公路方面已经声称，“进行了多次内部自查，收费站绝无内鬼。”但这种内部自查，无论如何信誓旦旦，终究无法令人服膺。独立权威的第三方调查不能观望更不能缺席，应以迅捷有力的行动，拿出具有公信力的调查结论。

　　乡里乡亲眼中的“大好人”时建锋，还在看守所里等待着公道。到现在为止，本案中最无辜的那个人非他莫属，但他同时却是唯一受到严酷惩罚的那个人。而最应该得到追究的幕后黑手却依然在逍遥法外，这样的诡谲局面，令人低徊不已。曾经的侦查，曾经的起诉，都应该为此而抱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