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错位”背后的中国现实

    近日，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百合网等单位联合发布了《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据媒体报道，由在线婚恋服务商百合网主导的此次调查，是继2007、2008、2009年后发布的第四份年度婚恋状况报告文本。调查历时一年，采用互联网在线问卷调查与线下问卷调查、座谈会、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收集调查资料32676份，调查对象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报告显示，超过40%的受访女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是公务员，以下依次是企事业管理人员、警察/军人、企业主、医务工作者等。这说明女性在择偶中倾向于寻求稳定；38.3%的受访男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为教师，以下依次是公务员、医务工作者、金融财会人员等。52.1%的受访男性对女性的职业没有要求。此外，报告指出，农业户口的城市男性和农村男性差异较大：在受访的农业户口的农村女性中，仅有0.7%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因此农村男性择偶非常困难；而农业户口的城市男性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的比例仅为3.3%。有学者指出，这表明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如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熏陶，其婚恋观已发生变化，不愿与农民结婚。

    除此，媒体还注意到：在所有备选择偶标准中，除“道德人品”和“脾气性格”外，男性和女性在择偶中最看重“感情投入”。“剩男”和“剩女”最大的不同是：男性在择偶时主要追求女性的外貌，不太看重她们的工作能力；而女性主要追求男性的经济实力和工作能力。

    婚恋意识形态化

    百合网是一家自称以都市白领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机构，提供“心灵匹配，成就幸福婚姻”婚恋服务模式。调查所采用的互联网数据也主要来源于这家网站。很明显，调查以城市、年轻、单身、中产阶级、异性恋人群的恋爱和婚姻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发起人王治国表示：调查对象年龄覆盖19-6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77岁，其中25-34岁的占48.2%）。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这份有关“中国人”的报告，并不涉及中老年、离异、异性恋以外性取向和另类家庭形式等相对边缘群体的状况。报告更明显的局限在于，所谓“婚恋状况”调查，更多描绘的是受访者的观念，也就是他/她们心目中对配偶和伴侣关系的 “理想型”。而在现实中，个人的婚恋选择牵扯到许多复杂的附带因素，有时甚至并不主要由“观念”决定。

    但就报告所针对婚恋市场上的“主流人群”而言，调查结果仍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恋爱、择偶等中国当代“婚恋意识形态”所呈现的一些问题和变化，值得关注和分析。应当指出的是，由此引发的反思，不仅是就调查结果而言，也应当针对这份调查本身所持的种种爱情假设和性别迷思做一番辨析。

    在有关此份报告的解读中，主要的聚焦点有两个。一是所谓单身男女的“择偶错位”，二是80后年轻人观念上日渐“回归传统”。

    “剩女”问题背后的畸形问题

    所谓“择偶错位”，是指单身男女在择偶过程中的期望目标同现实状况之间存在差距。有意见认为，这是单身男女婚恋择偶中的主要障碍。比如，调查显示有 59.9%的男性和62.4%的女性都认为女性最佳的结婚年龄在25-27岁，但约三成男性希望找20-24岁的女性。同时，仍有约两成女性认为自己的 “黄金年龄”在28-30岁。而事实上，对于这些超过27岁的所谓“剩女”，只有不到8%的男性选择其为理想的结婚对象。

    换言之，92%的男性集体判决的结果是，判断何为“剩女”的标准是年龄，具体来说，27岁这个年龄线。与此相对，超过70%的女性认为，男性应有房才能结婚，而只有48.2%的男性认为自己需要有房才能结婚。近22个百分点的差异标识出了“剩男”的标准，即男方的经济实力。新华社记者援引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认为“女性普遍存在弱者心理，觉得男方购房理所应当，这是典型的封建观念，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女性独立的精神不符”。

    应当承认，传统上“男强女弱”的性别角色区分依然是支撑男女（或剩男剩女）择偶意向的强势观念。但我不太认同李银河教授的地方在于，所谓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独立精神，应当以男女平等的一系列制度性保障作为配套，而不应看成孤立的个人选择。这种制度保障不仅要体现于法律条文中，也要体现在职场升迁、薪酬福利，以及女性观点在决策层面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日常实践中。调查发起者认为，报告反映出当下婚事中不少女性将婚姻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好像女性是婚恋市场上一个特别“势利”的性别，却忽略了性别平等之路尚崎岖、健全社会保障之梦尚遥远的中国现实。

    与此相对照，在性别平等程度高、福利制度较好的地方，以挪威为例，在30-35岁年龄段，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的数量大得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婚姻观念发生变化，相爱男女不一定进入婚姻，另一方面，普遍福利的实施使得单身女性有能力应付一切，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和职业发展，也就不存在所谓27岁就成“剩女”的问题。

    人性参差背后的社会政策之痛

    我认为，在性、婚姻和家庭问题上，制度和社会政策之痛不应以人性参差作为遮羞布。忽略社会整体结构的缺失，而将择偶困难的原因归诸个人和家庭，这种做法也见之于对80后婚恋观日益“回归传统”的阐释上。比如，调查发现，“80后、85后更会因为父母的反对而与恋人分手”。“从70前到85后，试图说服父母，最后自己做主”的比例从83.1%逐步减到72.1%。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从70前到85后，认为“没有感情的婚姻应该离婚”的比例越来越低，从 70前的70.9%逐渐减少到85后的46.7%。

    有评论认为，这反映出“80后”、“85后”独生子女居多，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性更强，缺乏独立性，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他们择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见。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思潮回潮，社会回归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形式不同，我觉得，中国年轻一代回归“保守”，并不是以意识形态为驱动的。将此归咎于80后缺乏独立性，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转型之痛。上世纪9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毕业之后一旦取得稳定的工作，基本上就有了好的“钱”景。但本世纪前十年，随着福利分房制的瓦解，单位制度的渐渐松动，让个人承担了以往由国家、单位来承担的事。这一方面使得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发展有了弹性，但另一方面，一毕业便背上买房的沉重负担，经济上的不安定感使年轻一辈从事社会改造的理想烟消云散，婚恋家庭观念却趋于保守。

    我认为，这些具体的调查结果虽值得关注，但批评的重点却应指向这份报告所体现出的整个社会的“单身焦虑”和浪漫爱想象。在世界上那些福利制度相对完善、性别平等指数较高的地方，单身并不成为“社会问题”，政府和社会机构反而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单身人口的福利，单身者的心灵照顾，单亲家庭儿童教育等议题上。我国从政府部门到民间对于婚恋行为的介入，对单身者的额外忧虑，与GDP增长需要异性恋家庭不断提供新的劳动者，传统家庭对于住房需求巨大，而住房投资在社会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等国家宏观行为有关。具体到个人，婚姻、家庭和子女会带来幸福感，这一点不言而喻；但个人总处于变化的社会结构中，后者应是所有调查数字背后不应忽略的一维。

    此外，层出不穷的“婚恋报告”、“单身调查”也反映出一种浪漫爱想象—婚姻家庭才是人生的归依，独身注定不幸福；另一方面，却热衷报道求偶过程中的利害算计。比如有意见认为，不久前公布的新婚姻法《征求意见稿》，是为了惩罚“傍大款”、“房子比男人可靠”的“坏女人”和“势利女人”。但从未有人批评，男性求婚一刻递出的一束玫瑰、一枚戒指，在浪漫和甜蜜之余，却交换了女性余下大半生在生育、家庭劳动、子女照顾上付出的艰苦且无偿的劳动。这种交换是否值得？有人说过男性才是最势利的性别，当社会总把目光集中于求偶、恋爱等几个美丽的时间点而不及其余，那么，不仅不利于女性进入婚姻的心理准备，对男女两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讲，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