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现代化经济学的中国阐释者

　　樊纲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是这一代经济学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说他有代表性，是因为在他身上，比较鲜明地体现着这一代学人的特点——

　　经历了“上山下乡”，高考恢复后的最初几年考入大学，在思想启蒙和充满热情的改革岁月里完成学业，比较早地接续上中断有年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谱系，以经济学为工具，参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2年，笔者与张晓晶、胡晓翔合著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樊纲》，饶是如此，我对樊纲教授的了解也是有限的、理解也未必准确。这里，我简要地梳理一下樊纲教授的基本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樊纲与他同时代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前沿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经济学家们不能没有紧迫感。如若不能在一两代人之内走到经济科学的前沿，恐怕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这种现在看起来相当陌生的“球籍”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情绪。封闭和隔绝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都有一种紧迫感，希望尽快地克服封闭，走向前沿。

　　在樊纲看来，西方经济学的先进首先在于其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为一整套经济学语言。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引入新的经济学语言。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在苏联经济学的影响下，成为基本上与西方经济学体系隔绝的语言系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两种语言系统的互译和沟通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20世纪80年代，樊纲学术研究是从比较经济学三大体系开始的。通过对三种经济学语言系统的比较和综合，寻找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道路。当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实际上就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经济学语言，这是一场经济学的语言、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革命，即范式的转换。

　　1989年第5、6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樊纲的《论经济学的五个基本问题》。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中国历史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时刻，该文未必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樊纲在80年代学习和探索的一个总结。樊纲从理论逻辑出发，得出了市场机制优于计划机制的结论，这个观点应当说已经突破了苏联范式。

　　1995年，《经济研究》发表了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这篇文章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实际上，早在5年前，这篇文章就公开发表了。1990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主编一本新中国经济理论史，樊纲撰写第一章，这部分内容“埋没”在理论史的回顾当中，没有引起重视。1995年，他把这部分内容抽出来，加上了“‘苏联范式’批判”的标题，单独发表。

　　这篇文章是对1979-1989年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情况的描述，是对十年来经济理论界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次回顾。樊纲指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前及1979-1989年期间的范式，仍然是50年代初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个范式。尽管人们习惯于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樊纲认为，它实际上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苏联范式”。这一范式自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主导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在50年代初期，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整肃和学术批判，西方经济学被贴上了理论上反科学、政治上反动的标签，而被悬置、封藏起来。虽然其间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译著出版，也编了若干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证明苏联范式的正确而已。

　　樊纲的幸运或许在于他一开始进入经济学，就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专业，这是一门与苏联范式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虽然也面临着用苏联范式批判这种体系的任务，但是，毕竟是不同的逻辑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课程尚未结束，他就到美国这个现代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度研习。他完全被那里教授的经济学迷住了。正是在美国，他悟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奥妙。

　　樊纲在很多场合都讲到他在哈佛的开悟。他在哈佛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两年，但是，在哈佛的两年，是一个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学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非常系统。

　　在哈佛两年，学习的理论是西方的，但是，萦绕于他心中的问题却主要是中国的。樊纲关注的经济学，说到底，还是中国的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若不能在理论眼界、思维方式、判断标准、推理逻辑等方面来些“大彻大悟”，是难有大长进的。他不仅自己大彻大悟了，而且，也希望用自己的开悟去推动、唤起中国经济学的开悟。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努力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营养和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增强它的科学性、适用性，更好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樊纲为经济学所引入的，不仅仅是实证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有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在谈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再是满口应当如何如何，不再是政治领袖人物如何如何说，不再是说教的口吻。代替这种说话方式的，是客观的、冷静的、明确的风格，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型化的表达式得到阐述。

　　在这一时期，樊纲写了很多文章，包括在报纸上开设专栏，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也因此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

　　追求中国经济学的独立“人格”

　　1987年，樊纲带着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雄心壮志从美国回国。他认为自己取到了经济学的“真经”。前辈经济学大师们榜样的力量也激励着他。

　　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是樊纲经济学建构的最大特色之一。他给自己确定的“身份”和位置首先是理论经济学家。而所谓的理论经济学，在他看来，就是超越国别、民族、利益集团，超越阶级性而普遍适用的基础性学科，实际上也就是指在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即西方现代经济学。

　　当更多的经济学者热衷于“上折子”、“当智囊”的时候，樊纲则强调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理论才赋予经济学以独立的品格。他在《樊纲集》自序中说：以前我们一方面是总听到有人要求我们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要我们隶属于什么，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人员自己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跟在非学术的运动后面跑，使自己的研究从属于某种“派别”，以致搞研究的目的也是“升官”，为了“得势”，而不是追求真理，这也是我们经济学自己的独立“人格”迟迟不能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这种社会风尚，樊纲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学还有待发展，经济学家们自己，除了要搞好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外，还要努力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学科、一门专业、一个职业来加以发展，积极建立起这一学科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评价标准、独立的价值体系。

　　这个观点是如此鲜明。它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当然，樊纲很清楚，学者也是人，同普通人一样，也受着功名利禄的诱惑，也会以能见用于当世为荣耀。因此，这个观点未必会对校正时风起到作用。但是，这个观点的提出毕竟显示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一种努力——他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学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具有自己“人格”的学科。它的学科属性来自于它自身特有的问题和特有的逻辑，也就是说，来自于它自己的基础理论。

　　在他看来，经济学理论原则上是“中性”的，经过适当的应用，可以为政治、政党、私人、企业服务，经济学家也可以改行从政、经商，也能通过这种“改行”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人把经济学当作“敲门砖”，志在“从政”，这本身无可非议。樊纲所强调的是，即使要这样做，也要认识到经济学本身应首先是一门科学专业。

　　樊纲认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明确两点：第一，经济学研究，是一个特殊的但同样平等的职业，与从政、经商等是一样的。当一个好的教授、研究员，与当一个好的政治家、好的企业家，是“等价”的，用不着去“巴结”别人，总看着别人比我们“风光”；第二，理论家要努力去用自己的理论“指导实践”，而不是去听别人的“摆布”。

　　在这个问题上，樊纲显示出十分坚韧的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是“书生气”。他坚持认为，只有经济学家才有可能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理论经济学家的天职或职业道德，就是为全民利益呼吁，追求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种经济学家才是社会的“圣贤”。

　　樊纲自其出道开始，在现实政策问题上就采取了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十分不同的姿态，我把这种姿态称作“旁观者”的姿态。他常常自嘲地说，自己过于冷漠。实际上，对于一个学者，所谓的冷漠，就是保持独立的判断，忠于自己的理论逻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介入的旁观者》，樊纲与此大体类似。

　　编者手记·樊纲小传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在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曙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之后，樊纲、魏杰、刘伟、范恒山、张维迎、周其仁(当然还有更多这里没有提到的)等这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堪称中流砥柱。我们的专题，之所以选择樊纲，更多的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标本性、典范性意义，正如本文作者、《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所说的那样。

　　繁忙且严谨的张剑荆仅愿意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樊纲。这样，就缺少了《中华儿女》读者关注的“樊纲个人成长史”。好在，樊纲教授是那样的亲切、严谨、认真，虽然日程满满、工作繁忙，但他却抓紧一切时间，迅捷地配合我们一起完成了下面的“樊纲小传”：

　　24岁那年，樊纲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在填报专业时，一直就喜欢文学的他还是选择了经济学，“下乡那几年看到农村那么多问题，觉得经济问题是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整个20世纪80年代，樊纲更多的是埋首书斋，系统地阅读各家学说，钻研经济学基础理论。从1978年进入大学到1988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樊纲的脚步扎实而稳健。

　　1988年，樊纲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机构，荟萃了众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在朱绍文、于光远、张曙光等诸多经济学前辈的培养、熏陶与提携下，樊纲在经济学领域的积累日渐释放开来：

　　1989年，他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被誉为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作比较研究的专著；1991年，他的《灰市场理论》因对中国经济问题独到而精辟的分析而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他主笔撰写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被誉为中国经济学近50年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专著；此外，《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走向市场》、《经济文论》、《樊纲集》也先后出版……

　　1987年从哈佛归国、1988年博士毕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樊纲学术生涯中硕果累累的8年，他的社会知名度迅速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经济学界流行着“京城四少”的说法，虽然版本不一，但樊纲都被列入其中，他成为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之一。

　　勤奋钻研，高产著述的同时，樊纲还先后担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6年，樊纲离开工作了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从事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在这里，樊纲的理论研究与学术造诣日臻成熟。由他担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在业界声名远扬。李扬、刘鹤、刘世锦、王小鲁、马建堂、郑京平等中国当代政经界的“大腕”云集于此，共同致力于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经济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

　　虽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等多个职务，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但樊纲却说：“其实我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经济学研究。”

　　在他看来，经济学是一门有魅力的学科，深入专业才能积累知识与经验，形成核心竞争力。其俊朗的外表、新锐的观点、独到的分析，吸引了无数拥趸。樊纲却说：“经济学家所谓魅力，源于把学问学透，这是学者学术魅力最基本所在。只有学透了，才能深入浅出，学会宽容、乐观。”

　　虽然身兼数职，樊纲依然要求自己更多地专注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不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过多地卷入到企业活动中。调研、报告、讲课、著述，是他生活的主调。

　　除上面提到的论著之外，樊纲还先后出版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面对转型之难》等学术著作和《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借鉴双轨制创设中小企业板》、《收入差距扩大的症结是体制》、《防“过热”更要防“过冷”》、《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的再反思》、《对科学发展的九点思考》等论文。 2005年，他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另外，他主编的英文专著《Industrial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China》和日文专著《中国：未完成的改革》，都在国内外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樊纲辛勤耕耘的同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年，他连续两年被美国《Foreign Policy》与英国《Prospect》杂志共同评选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6年8月，樊纲荣任新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也许正是看中了樊纲对中国发展中触动根源的经济问题的独到见解与犀利分析，中央政府领导和各部委常向樊纲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决策咨询，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也邀请他担任经济研究顾问。

　　樊纲一直坚持他对自己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定位，更多、更深入地关注基本层面和趋势性的问题，然后提出建议。早在1995年，他就提出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应采取启动内需的政策。2003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2007年，随着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断显现，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樊纲又提出了他的担忧。2008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樊纲却很乐观，“中国经济体系自身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一定能最先走出去！”

　　因为不相信天下的事情一天能够做成，所以樊纲一直鼓吹渐进式改革。虽然20世纪90年代曾因提出“经济学不讲道德”而引起社会激辩，但樊纲却坚持经济学家该有社会良心，“学者应该讲真话，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