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为鉴，东亚的历史应迈过创伤的回忆

　　两个往事含糊的人很难共同开启新的生活。两名职业杀手结婚了，为了在配偶面前掩藏身份，分别虚构了自己的历史。这是电影《史密斯夫妇》讲的故事。史密斯夫妇最终没能把真相掩盖到底：要把一段建立在谎言上的关系日复一日地维持下去，比两个彼此仇视的人重新相爱更困难——这就如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中国和日本都曾经试着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但这样做既说服不了对方，也无法安慰自己。相反，任何调整历史的企图都让他们感到紧张。以中国为例，三位导演——姜文、田壮壮、陆川，拍过三部风格迥然不同的电影——《鬼子来了》、《吴清源》和《南京，南京》，他们都有深入历史的雄心，打算把人性从中日间的历史记忆中解放出来；他们并没有打算改写历史，电影只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只有自由的人和自信的人，才不会被前人的情感和包袱压垮，才能够真正面对历史，却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抵制。姜文的电影没有获准在国内放映，田壮壮和陆川则遭到了市场的冷落。我估计如果《鬼子来了》上映，票房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风格躁动，这部电影对历史的态度非常冷静。对这种态度，观众们远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家里有老人，生于1936年，长在黄淮平原——后来这里是内战淮海大战的前线，抗战时期则是日军和国共两方势力交叉拉锯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见过日本军队之前，恐惧已经深入他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家人或者保姆带着他，从村庄逃往山区，然后在战栗中等待一切恢复原状。小股日军下乡并没有军事目标，而是为了搜寻粮食。当农民们从山上回到平原上的家中，村庄如同经历一场噩梦。幼年的这段经历是决定性的，足以决定一个人一生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观感。

　　民族的创伤具体而微，可以深藏在孩子的内心深处。他晚年常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日军的情景。当时日军正经过他的村庄，非常不幸，他没来得及逃走。幸运的是，一位军官递给他一块糖，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记得这个细节，如同记得70年前一位被日军杀死的村民的名字。后来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疑惧之心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虽然迭经战后审判、国际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乃至1980年代两国修好的高潮，这种疑惧不但没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反而常常侵扰他年老后的梦境。这就是中日历史的现实。从国家的层面上，政治家随时可以宣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党魁们甚至可以从自身利益来重新估价历史，但民间的谅解、宽宥和认同的道路要漫长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的条件。毕竟，再强力的政治家，也不能掌控国民的梦。

　　向历史的当事人索求完全的宽宥并不现实。历史学家无法要求1871年之后的法国人认可普鲁士的美德，也无法要求1918年之后的德国人去赞扬法国的公正。要让两个地理上相连而迭经血战的民族和解，并且互相信任，如同让试图彼此谋杀的史密斯夫妇在床上重归于好，需要时间让伤口愈合，需要时间让理智生长，也需要时间让他们彼此重新思考和叙述历史，以便用更长远的历史标尺来度量最近100多年来发生的事实；除此之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和道德感召——不然，勃兰特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那一跪为何如此珍贵？

　　战争和梦一样，总有结束的时候，仇恨能持续得更久，但终究也敌不过时间。时光荏苒，亲历过中日战争的老人将逐渐离开人世，姜文和田壮壮虽然对战争动员的语言并不陌生，但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陆川又比他们整整晚了一代人，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有相同之处，也有很不同的地方。而现实世界也开始支撑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和尺度来衡量历史。

　　60多年来，日本用行动证明自己维护和平宪法并非出于外力的强迫，而是真心实意地远离了军事主义。大规模的援华贷款既出自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一个开放和专注于经济事务的邻国更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也显然怀有某种补偿的心态（除了补偿战争对中国的伤害，也因为中国放弃了索赔），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目前已经到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程度，以至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和解和信任对中日双方都是最有利的选项。如果说有什么妨碍了这个选项变成现实，那并不是所谓现实主义者说的“国家利益”，而是两国继续在历史的问题上含糊其辞。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但提供的资料很难支撑他自己的判断。事实上，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中日两国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以至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始终无法超越情感和现实政治的需要，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相似。这是东亚共同的文化缺陷，也是一种悲剧：历史——千万人的生死没有让生者变得谦卑，没能让政治家低下他们的头颅，没有为东亚政治提供共生的基础，相反，狭隘情绪不断发酵，历史变成了一场交易，仿佛史密斯夫妇手中的枪，随时准备给身边人虽不致命但痛苦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