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迪瓦：从发展之星到战乱之国

    2010年12月10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特别会议宣布，暂时中止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此前3天，另一个区域性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作出相同决定，非洲当地媒体预计，“如果危机持续”，联合国安理会也可能采取相似的施压行动。

　　那么，科特迪瓦究竟爆发了怎样的危机，以至于各大国际组织要如此兴师动众？

　　原来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件天下奇闻：参加第二轮总统选举的两位候选人，现任总统、代表科特迪瓦人民阵线（FPI）的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代表科特迪瓦共和联盟(RDR)的阿拉萨尼.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在同一天（12月4日）宣誓就职，声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尽管美、法等大国和非盟、联合国不断施压，要巴博退位，让瓦塔拉接班，但巴博毫不买账，表示“科特迪瓦的事轮不到外人插嘴”，如此一来，列强公认的“合法当选总统”瓦塔拉，只能暂时屈就于高尔夫酒店办公。更有意思的是，巴博政府的总理纪尧姆.索罗（Guillaume Soro），却“跳槽”到瓦塔拉一方，并随即被重新任命为“总理”。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选举争议：科特迪瓦宪法委员会（CCI）宣布现任总统巴博得票51%，超过前总理瓦塔拉的48%当选，从而推翻了12月2日科特迪瓦独立选举委员会（CEI）的初步统计结果，后者宣称瓦塔拉获得54%选票，巴博46%，胜利者是瓦塔拉，瓦塔拉对此不服，认为宪法委员会宣布北方9个瓦塔拉支持者集中的省选举无效，导致结果逆转，而这种做法是作弊行为。

　　但争端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可谓说来话长。

　　科特迪瓦原本是法属西非里一个不富裕、不起眼的殖民地，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既不是最穷也不是最富，没有让人垂涎的能源、矿产，也不以经济作物种植业著称，当二战之后，西非独立潮流兴起时，西非法语区最被看好的新兴国家，是盛产黄金、铁矿石和铝矾土，基础设施齐全的几内亚，而不是平庸的科特迪瓦。

　　然而这个看似潜力不大的西非国家，在独立后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辉煌成就：自1960-1980年，该国GDP翻了22番，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没有任何一年低于10%；独立时该国头号经济部门是林木业，被讥讽为“靠砍树过日子的国家”，但到了1979年，原本规模平平的可可出口业超过邻国加纳，成为世界第一，最盛时占全球市场供应量45%，咖啡出口则稳居世界第一，徘徊在世界三、四名，菠萝、香蕉、木瓜等热带水果的出口也迅速跃居非洲前列；原本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工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冶炼、机械、汽配、食品加工等产业在西非小有名气；随着商业首都阿比让的发展繁荣，港口、服务业和金融业也发展迅猛，这座原本仅有27万人口的城市，只用了20年就超过200万人口，如今已是拥有300-400万人口的西非著名大都会，原先因深处内陆泄湖边、航道不畅的阿比让，在长3.2公里、宽150米、深15米的弗里迪运河修通后，居然成为西非首屈一指的大港和超级商埠。

　　与经济繁荣相伴的，是政治的稳定。独立后的20-30年间，科特迪瓦国内一直平稳，和整个黑非洲动荡不安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正因如此，90年代初，美国合众国际社曾将科特迪瓦称为“黑非洲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尺”，法国人更是将这个曾经看不上眼的前殖民地，亲昵地称作“法兰西后花园”。

　　一片赞誉声中，人们忽略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即科特迪瓦的繁荣来自稳定，而这个稳定是有原因的。

　　由于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很晚，在非洲，一个人首先属于本部落，然后才属于国家，甚至许多非洲人至今只记得自己属于哪个部落，而不记得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由于殖民时代后遗症，一些民族和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成员往往更亲近同族的“外国人”，而非异族的“同胞”。在新独立的国家里，如果有某个民族人口居于绝对优势，其它民族人口较少，或各民族人口虽然都不占绝对优势，但存在一个优势明显的部族，那么不论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的政局都会比较稳健；反之，若国内存在几个关系紧张、实力旗鼓相当的部族，且这些部族分布跨越国境，或国内部族众多，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实力明显占优，都可能形成频繁、长期动荡的格局。

　　独立时的科特迪瓦，恰拥有一个不错的部族平衡格局。

　　虽然全国号称有69个民族，但考虑到面积有32.246万平方公里，在黑非洲各国中，这个数字并不算离谱（只有11万多平方公里的贝宁，就有民族68个，只比大了三倍的科特迪瓦少1个），且这69个民族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4个族系：西南的克鲁族系（Kru）源自加纳，西北的曼迪族系（Mandinka）源自冈比亚和玛丽，中部和东部的阿肯族系(Akan)源自利比里亚和冈比亚，北部的沃尔特族系（Voltaic）源自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马里等地，其中阿肯族系人口比例高达52.4%，占了绝对多数，而首都阿比让又是座崭新的城市，人口结构和全国的人口结构仿佛。这种部落力量平衡让开国总统菲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这个阿肯族系代表平平稳稳地连任7届，做完33年总统寿终正寝，而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和争议。

　　由于阿肯族系的优势地位坚如磐石，博瓦尼敢于对其它部族采取宽容、接纳的政策，且科特迪瓦独立时人口只有800多万，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十分严重，博瓦尼仿效当时法国，采取了吸引、接纳周边国家移民充实本国的政策，大量经济相对贫困邻国的国民纷纷前来繁荣富足的科特迪瓦打工，许多人就此定居、入籍。沃尔特族系人、如今已成为新闻人物的“当选总统”之一瓦塔拉，正是在博瓦尼时代作为金融专家脱颖而出，先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和西非国家银行总裁，并在1990年11月7日被病重的博瓦尼任命为总理，甚至在博瓦尼病危时一度代理过总统。

　　这时候科特迪瓦的“不稳定因素”并非部族分歧，而是阿肯族系内部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恰是今天那位被美、法等国指责为“反民主”、“恋栈”的巴博，当年他是反博瓦尼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主席，在博瓦尼的压迫下不得不长期流亡法国。1990年，博瓦尼实行政改，他回国参选并当选议员，还是当年总统大选的唯一挑战者，并惨败给博瓦尼。1993年博瓦尼去世，博瓦尼派的议长兼科特迪瓦民主党主席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继任总统。

　　然而贝迪埃很快发现，科特迪瓦的部族天平开始倾斜了。

　　由于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成为新科特迪瓦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贫困的邻国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这些人多数属于曼迪族系和沃尔特族系，许多是穆斯林，他们的涌入，一方面增大了科特迪瓦人口基数（1995年大选前科特迪瓦已有1400万人口），另一方面却改变了部族力量平衡：1995年，阿肯族系人口比例已降至41.4%，和曼迪-沃尔特两个关系较接近族系人口比例之和相较，已无明显优势。

　　对此感到不安的贝迪埃随即推动了“科特迪瓦化”（Ivoirité）运动，要求国民强化“科特迪瓦国家认同”，但这个“国家认同”却是有歧视性的，四大族系中人口排名第二的曼迪族系，因许多人自己或父母出生在国外，被排斥在“科特迪瓦化”进程外，90年代中，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内陆国家爆发重大灾情，许多灾民涌入科特迪瓦北方，这些人多为沃尔特族系，贝迪埃歧视的矛头又对准了沃尔特族系。

　　尽管瓦塔拉坚决否认，但贝迪埃仍千方百计指责他伪造文件，隐瞒自己双亲之一是布基纳法索人的“事实”，取消了其1995年大选资格，而与贝迪埃同族的巴博则索性被他逮捕，迫使科特迪瓦人阵退出大选，就这样，贝迪埃轻松获胜。

　　但选票却不能遏止部族失衡的进程：两大北方族系的移民继续涌入，贝迪埃一方面要用“科特迪瓦化”对抗其它族系，另一方面又要强压巴博等族系内反对派，最终在1999年无力支撑下去，被军队将领罗贝尔.盖伊在巴博的支持下推翻。

　　虽然盖伊和巴博属于不同政党，但同属一个族系的他们在对待外族系问题上却立场一致，2000年7月，他们抢在大选前3个月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父母任何一人不是科特迪瓦出生者，均无资格参选总统，从而将瓦塔拉排斥在外。

　　10月，盖伊和巴博进行了科特迪瓦最后一次阿肯族系内部的总统对决，结果竟和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如出一辙：盖伊宣布获胜，而巴博指责盖伊作弊，如今一边倒反对巴博的列强，当年却一边倒地支持巴博，最终在街头运动的助威下盖伊下台，巴博成了新总统。

　　当上总统的巴博却继续“科特迪瓦化”政策，排斥两个北方族系和移民，道理很简单，他也是阿肯族系，且他所面临的形势更糟：选民中的26%本人或父母一方来自境外，其中绝大多数为曼迪族系或沃尔特族系，56%来自布基纳法索，这些人和原本就住在科特迪瓦境内的同族聚居在北方，并大量移居阿比让打工，让阿肯族系的“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巴博的高压政策最终引发两大族系的广泛不满，2002年9月19日，科特迪瓦内战爆发，来自两大北方部族的军官、士兵和武装民众同时袭击阿比让、布瓦凯（Bouaké）和科霍戈（Korhogo）三座城市，杀死前总统盖伊全家，占领后两座城市，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骚乱。从此时直到2005年5月18日，科特迪瓦内战打打停停，双方都损失惨重。

　　巴博这一边包括政府军主力，他私人支持者组建的“阿比让青年义勇军”，和他本人雇佣的白俄、利比里亚佣兵。反政府一边则组成“科特迪瓦新军”（FNCI），包括爱国运动（MPCI）、人民运动（MPIGO）、正义与和平运动（MJP）等组织，首领正是爱国运动主席、此次“双总统”危机中演出“总理跳槽”好戏的纪尧姆.索罗。激战的结果，“新军”一度控制国土面积60%，但巴博一方控制了首都亚穆苏克罗、最大城市阿比让和南方富庶地区，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甚至不惜让童子军上阵，却无法吃掉对方。在这期间，法国和非盟均曾派军介入，法国甚至曾袭击并消灭了巴博实力有限的空军，介入的结果，在双方控制区之间建立了一条缓冲带，却并不能消除南北对抗的格局。

　　双方自2005年开始和谈，几经周折后在2007年3月4日签署和平协议，双方组成联合政府，巴博任总统，“新军”首领索罗任总理，并最终商定2010年举行大选。

　　然而在这期间，科特迪瓦的部族平衡再度发生倾斜。

　　1960年刚独立的科特迪瓦仅有不到800万人口，1995年已达1400万，2001年达1750万，2005年达1810万，如今则估计超过2200万，其中阿肯族系比重已低于40%，沃尔特族系和曼迪族系则分别占16%和27%，两者相加为43%，反超了阿肯族系，且在此期间，科特迪瓦穆斯林人口突破40%，远远超过了独立以来历任科特迪瓦总统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徒人口。

　　很显然，新的格局中北方已略占上风，但优势微乎其微，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变盘，因此双方为了赢得大选各显神通。

　　“9.19”政变瓦塔拉并未参与，而是以“受害者”身份跑进法国大使馆避难，停火后他利用这一超脱身份，一方面和族系相近的“新军”拉关系，另一方面则和已被边缘化的前博瓦尼派民主党人接触，最终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共和联盟；而巴博也没闲着，他利用自己当反对派领袖时和当时布基纳法索反对派领袖、现任总统布莱斯.孔波雷的旧交，试图分化共和联盟的统一战线。

　　说到这里，12月4日的一幕就不难理解了：巴博的“宣誓就职仪式”，嘉宾不是将军就是部长，这些基本上都是阿肯族系人或政治盟友，而“外宾”则只有遥远的安哥拉和黎巴嫩大使，因为周边国家大多和两个北方族系沾亲带故；瓦塔拉的“宣誓就职仪式”上有“新军”将领瓦陶撑腰，特意跑来“投诚”的索罗根本算不上“倒戈”——因为“新军”原本就是他的。说到底，尽管“双总统”都在阿比让宣誓就职，但他们所代表的，其实正是目前南北对峙的两派三大族系。

　　那么，科特迪瓦的明天会怎样？“双总统”的局面会持续多久？

　　不愿参加政变而宁肯避难的瓦塔拉政治头脑清晰，对总统府志在必得，且得到国际普遍支持；巴博实力尚厚，且相对于派系复杂的反对派，他这一边基本阵脚稳固，如果巴博执意坚持，“双总统”的局面可以僵持很久。

　　当然，在国际社会软硬兼施下，迫于内外交困的巴博也许会选择体面下台（此前贝尼埃和盖伊就是先例），但即便如此，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解决。

　　造成科特迪瓦由安定、繁荣走向动乱、分裂的，是部族平衡的变化，如今两派势力背后的部族力量旗鼓相当，他们在战场上杀成平手，在选票上也战成僵局，不论联合国、非盟，还是法国外籍军团的飞机大炮，他们最多可以改变政府构成，却无法改变人口结构，如此则僵局未了，隐患依旧。

　　不仅如此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北方各族系人口出生率远高于南方，未来前者因人口的膨胀将要求更多话语权，后者则惟恐天平继续失衡，可能会产生更强烈的“扳正”意愿，倘如此，矛盾将更加白热化。

　　有没有解决之道呢？

　　科特迪瓦共和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翻版，是西非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全国分19大区、58省，采用中央集权的政体，如果目前的部族僵局继续，效仿尼日利亚等周边国家，采用联邦制，或许不失为一条寻求部族间和平共存的良策。

　　另一条途径则是“科特迪瓦化”，这不是贝迪埃那种片面的“科特迪瓦化”，而是通过沟通、和解和对话，淡化部族概念，在不同部族中树立共同的“科特迪瓦民族”理念，让科特迪瓦成为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条途径，西非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尝试，如塞内加尔、几内亚等，有的取得一定成绩，有的则步履维艰，科特迪瓦能否走通，恐怕要仰赖当地政治家和各部族的勇气、决心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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