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之盾难挡通胀之矛

　　“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这是国务院近日对物价上涨发出的最严厉表述。对政策面极为敏感的中国股市似乎提前嗅到了有关气息，以连续暴跌来警示市场。

　　不过没有必要对股市大起大落做太多解读，它不可能也从来不是中国经济的所谓晴雨表，它只是一个投机者云集的天堂或者地狱而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价格临时干预的强硬表态。

　　在解读这一政策信号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新中国历史上，真正全面放开物价直接管制是在1992年，从那一年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时代，商品粮户口才渐渐显得不那么具有含金量。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仅凭人民币就可以购买到大米和面粉。

　　随之而来的是1992-1996年的一波强烈物价上涨，可比较的物价上涨幅度分别达到了6.4%、14.7%、24.1%、14.8%和6.1%。之所以要重温这段历史，主要是要给某些善于遗忘自己历史却有喜欢指责别人遗忘历史的人提个醒，我们告别全面物价管制还不到二十年呢！

　　所以，当有人发出强烈支持的声音时，很多人不免有些狐疑，到底是他们忘性大呢，还是喜欢我们某个友好邻邦的经济体制。如果是后者，大可以去那里生活，假如真喜欢，也不妨设法移民。

　　但这并不是重点，作为大多数经历过拿粮票买粮的中国人之一，笔者坚信绝大多数人并未遗忘那个令人难堪的价格管制时代，只不过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意在互联网新闻的跟帖里嘶吼而已。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用价格管制来治理物价上涨这样一种思路。毋庸置疑，没有人否认价格管制是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无论临时与否。经济理论和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也历史性的证明，价格管制无力解决物价上涨问题。

　　考察上一次中国的严重通胀历史可以发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国并没有因为严重的物价上涨而选择回归物价管制，哪怕是临时管制。恰恰相反，那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1994年的分税制、人民币汇率并轨、1995年的《人民银行法》，不仅为应对当时的物价问题提供了武器，也为随后中国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形势严峻程度远胜于今，1993-1996年，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分别达到了24%、34.4%、29.5%和25．3%。货币投放过多带来的物价上涨迫使中国迎难而上——分税制改变了政府支出模式、汇率并轨缓解了人民币估值问题、《人民银行法》部分解决了央行独立问题。于是，物价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就事论事，当前的物价问题本质上也是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从年初的“从紧”到年底的“宽松”，完成了华丽的180度转向，导致2009年M2增长了27.7%，这是1995年以来的纪录。去年就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过忧虑，今年在物价问题上有所反映不足为奇。既然用宽信贷的方式来保增长，那么物价也得跟着动弹。

　　宽松货币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方法之一，但并不是每届政府都会选择采用这个选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为了保八也没有采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是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控制住了货币投放冲动。1998-2000年，M2增长率仅为15.3%、14.7%和12.3%。严控货币投放并没有使经济陷入僵局。相反，住房、医疗、教育、国企、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促使经济渐渐恢复了活力。

　　这并不是说以往的改革都是完美无缺的。改革当然都会有缺点，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存在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避免发生错误就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了，步入市场经济深水区的中国经济更需要改革。用一个几乎被淘汰被遗忘的词来说，就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触及到了“体制硬核”，到了攻坚阶段。

　　2004、2007年和目前物价问题直接反映的，就是现有体制无法全面遏制货币投放冲动。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不完整，强势的发改委和财政部对信贷或者说货币投放的控制能力远甚于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这种市场经济中杀伤力极强的紧缩政策效果远没有发改委项目审批控制和财政部预算支出控制来的明显。

　　不控制货币，仅仅实施价格临时干预，除了会加剧囤积居奇和供应短缺之外，不会有什么其他效果。可以预见，只要国务院下决心，货币投放过度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缓解。货币投放的潮水一退，有充足供应保证的物价就会缓和。2004、2007年的物价上涨不就是这么控制住的么？只是这次的问题有所不同，不是经济过热情况下的物价上涨，而是后危机时代的通货膨胀。行政调控短期内固然可以一抓就灵，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计划经济之癌也会随之到来。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真正支持者都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物价管制，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假如局势真发展到了威胁社会秩序的地步，采用临时物价管制这种方法来给其他政策争取时间，未尝不是一种危机应对选择。

　　相对于1992-1996年，当前的形势并未严峻到需要采用价格管制的地步。成品油、天然气、自来水、电价等基础产品价格还在国家的掌控之中，政府目前还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物价。现在需要解决的，并不是一时的物价问题，而是深层次的货币投放约束的问题。

　　1992-1996年的改革并未完全解决大财政小央行的问题，行政对货币投放的干预和影响力并未消退。而且，随着改革深入，部门利益分歧、地方与中央利益分歧渐渐显现，汇率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等缠绕在货币政策周围，币值稳定目标实际上已从属于经济增长目标。

　　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要从我们的财政体制、汇率体制、项目审批体制等等入手，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通胀通缩一线间的短周期反复就无法避免。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和魄力。

　　改革开放的先贤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这一方向，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做到八个字——中央放权、政府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