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需尊重自发秩序

    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意志下的农村改造，要改变几千年自发形成的乡村格局，强迫广大农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无论哪种情况，农民都是被主宰的命运。

　　近年来，拆迁已经愈益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且直接表现为官民冲突。由于城市大规模改造已进行多年，接下来的圈地运动将主要在农村展开。如果说，城市拆迁涉及的往往是个人利益，农村拆迁则将涉及更多群体的利益，包括失去土地后农民的基本生计，而且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现成的法律来规定，故由征地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必定会频频发生。

　　更有甚者，各地政府的农村拆迁已经盯上了村民的宅基地。其政策依据就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许多省市目前正在实行撤村运动，让农民住进集中起来的“新农村”，其目的就是将空出来的宅基地复耕，换取建设用地指标。这种将分散的农家住户集中起来，让农民住进城镇或新村的做法，被美其名曰“城镇化”。走在各地农村，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无数自然村正在从广袤的大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搬进一幢幢新建的高层小区，被过上“新生活”。

　　这是一场正在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它让我想起当年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建设，那时是将土地集中起来，如今是将住宅集中起来。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意志下的农村改造，要改变几千年自发形成的乡村格局，强迫广大农民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无论哪种情况，农民都是被主宰的命运。所不同的是，从前的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今的城镇化却是市场经济下的行为，是出于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

　　比如，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将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社区，涉及到70万个农民。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是巨大的，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就坦承，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诸城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通过土地级差，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采取强迫手段，如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被整体拆迁，修建了数十栋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无钱购买楼房，女村民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今年1月，当地强制农民上楼，又有十多人被打伤住院。

　　值得深思的是，各地负责拆迁的官员同样也是满腹怨言，理直气壮。他们当然不会说这是为了土地财政，而是强调为了农民利益，甚至是为了公共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官员才会不断爆出“雷人”话语。从宜黄县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到万载县委书记的“我们不拆，你们知识分子吃啥”，再到长春市拆迁官员的“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每句官话的逻辑就是：为了发展就得拆。为此，就必须牺牲最弱势的农民阶层的利益。

　　在这些当权者看来，农村城镇化是为了减少农民人口，推动现代化发展。但市场经济的改革绝不是这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契约社会，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个人的选择自由，必须是出于自愿协商。哪怕是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只要违背其自愿，采取强迫手段，也是计划经济的遗迹。当年计划经济下的人民公社，同样也是许诺给农民好处，然后强迫农民加入，其结果如何，历史早已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中国，历史目的论的思想一直都占有支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本身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全体一致的目的。仿佛全体人民的生活，永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因此，当发展本身成了目的时，个人权利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仅从目前的农村城镇化看，地方政府的作为已经不再是只干涉经济，而且是在干涉生活了。

　　市场经济就是尊重自发秩序，就像生活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它会按照地势自己选择流向。农村城镇化也是如此，也许许多农民愿意这样，但也许有人并不喜欢，而更喜欢简单的独居的农村生活。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则不能强迫别人去过我们所认为的幸福生活，这也许是经过几十年，我们应当学会的一条基本社会准则，这也应当是改革的基本原则。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