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可疑的特殊论

　　作为这个国家的头脑与心灵，他们长久地生活在西方同行的阴影下，不无笨拙地使用别人的语言与概念。明治维新的一代对新世界的热情，已经转化成某种苦涩。

　　1942年7月，一群日本思想家、学者在京都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他们中有翻译过海德格尔的哲学家，有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有醉心于日本传统的作家与导演。

　　讨论会的主题是“如何战胜现代”与“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八个月了，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们仍沉浸在战胜美国的喜悦中。

　　讨论会的主题表明，他们要把军事上的胜利也延展到思想、学术领域。在他们的头脑里，“美国”代表着“西方”，而西方则意味着“现代”。日本曾经全身心地拥抱“现代”，如今却要战胜它。一位历史学家做出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这像是对明治时代的逆反。从1850年代到191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启蒙与文明”是日本的主题。日本抛弃了其长久的导师中国，相信必须依靠西方才能摆脱蒙昧，获得文明。他们按照德国模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接受英国人的指导，他们引进现代工业，建设交通与邮政设施，成立司法部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学，人们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戒，儿童通过儿歌了解蒸汽机、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信箱、轮船，它们是文明的象征。“脱亚入欧”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

　　这也是一次国家主导的高速发展，“国家富强”是首要目标。比起工业与军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却没有分享到太多的繁荣。政治与社会改革，则远远落后于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尽管个人权利日渐觉醒，但它总是从属于国家目的。对外扩张减缓了国内矛盾，胜利压倒了质疑。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正确。

　　危机从未消失。随着明治天皇在1912年的离去，某种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了六十年，感到的却是许诺和现实间鸿沟。日本富强了，日本人的生活危机重重。这种危机因为现代化的必然疾病，令人更难以忍受。人们涌向大城市，乡村随之衰败。传统的共同体、价值观，都因外来观念与生活方式而动摇。一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追随好莱坞的新电影，钻进夜晚的爵士乐俱乐部，更多的人则被新变化弄得心力交瘁，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在拥挤的城市中找不到安身之所。因为卷入了全球市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折磨着他们。他们必定很难理解，为何华尔街的股市暴跌，会把日本推入绝望。

　　现实的动荡不安，促使人们美化过去。那个安宁、纯粹、和谐的日本，被这个充满欲望、物质、刺激、机器精神的西方文明所取代，潜藏的屈辱感也随之泛起。自从美国的“黑船”打开日本的国门，西方既是希望、力量的来源，也象征着屈辱与创伤。在长久的摹仿之后，日本人感到意义危机。“日本独特性”是一剂解药：一个受到污染的日本，必须从西方的影响中摆脱出来，重新获得纯洁与独立性，为此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战争。

　　比起普通人，知识分子的意义危机或许更为刺痛。作为这个国家的头脑与心灵，他们长久的生活在西方同行的阴影下，不无笨拙地使用别人的语言与概念。明治维新的一代对新世界的热情，已经转化成某种苦涩。他们曾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与雄心，现在到了一个清算的时刻，西方正陷入危机。

　　两种迥异的思想汇聚在京都，不同视角指向了同样的方向。一种是“日本至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沉浸于日本独特性与神圣性，它樱花般的纯洁品格；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大萧条看作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认为日本应该追求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京都的高涨热忱没能持续多久，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隐。在一本名为《西方主义》的小书，伊恩。布鲁玛与阿维沙。玛加利特从1942年的京都出发，追溯了德国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俄国人的反西方情绪、当然还有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声音……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可能是反帝国主义的受伤者姿态，对罪恶的城市生活的控诉，揭露物质主义与市场行为对人的精神的伤害，还可能是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渴求。

　　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也是对9.11事件的某种回应——与其说它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两个世纪以来一再出现的“对现代的反动”。18世纪末的德国思想家创造了这一思潮，支离破碎的德国生活在法国的阴影中，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的较量中都落败下来。对他们来说，法国象征着西方，它强大、激动人心、也充满威胁。羡慕、屈辱，恐惧与仇恨混合在一起，演变成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在现实世界丢失的，德国人要在精神世界中夺回来，要创造精神上的胜利。

　　倘若启蒙精神是法国最重要成就，它在德国人眼中则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科学、进步、理性的观念堕落成机械、物质、冷漠的象征。相反，曾经被视作落后的德国生活，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精神生活是富有宗教精神的、神秘的、纯洁的。他们还幻想出一内在的神圣性，现实的德国越是挫败连连，他们越觉得德国肩负着神圣使命。

　　这种自卫意识值得理解，甚至还是对启蒙运动过分简化与乐观的某种抗议与修正。它也造就了一种新的简化。法国的启蒙精神，从不仅仅是进步与理性，它有伏尔泰，也有卢梭，而德国精神的纯洁，经常不过是另一种蒙昧。或许最为重要一点，他们错过了启蒙精神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它对于分权制的推崇。再没有一个权威可以统领一切。

　　倘若任由这种情绪发展，可能导致令人不安的结果，尤其当它与一种强大的政治体制结合时。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漫长岁月里，最初自卫性的情绪，转变成咄咄逼人的进攻，它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纳粹德国。

　　这一思潮蔓延世界很多角落，聚集在京都的日本学者们，以为自己在追寻日本精神，其借助的却是德国的思想。他们在为西方阴影愤愤不平时，对于日本正笼罩在亚洲阴影下视而不见，同时真诚地相信，日本负有独特的使命，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文明。

　　德国与日本如今都变成了它们反对的西方的一部分。古老的独特论与反西方（它主要是美国）情绪仍偶尔泛起。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日本可以说不》也随之出版，它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自主地位。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只能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