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蛮力不能打击民生底线

　　9日，河南中牟县76岁的菜农张全会，被一个从执法车上下来的男子连连扇脸。事后，他到处寻找打人者，只因想对他说一声：“我赶着毛驴车走了8个小时，到郑州卖红薯，只为给家中瘫痪两年的大儿子挣点买药钱。”而通过交警部门，记者查询到，该执法车属于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1月10日《河南商报》）

　　这些年，城管对商贩使用蛮力，或者城管受到商贩的蛮力对抗，都甚为常见，城管连扇菜农耳光之事，再添一例。而城管此次使用粗暴的对象是年逾七旬的老人，甚至，老人的背后还有一个靠其卖菜治病的已瘫痪两年的儿子；如此一来，此蛮力让已身陷困境的弱者更为艰难。这正是此新闻引起广泛讨伐的关键所在。

　　起码的良心告诉我们，老人的生存困境，或者说是老人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该再受到城管的蛮力狙击。

　　摆摊的秩序需要人去规范、卫生环境需要人去监管，等等，而这些东西靠商贩们的自觉又很难完成。因此，城管的现实必要性和底层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问题的复杂性：一是地方政府需要维护、美化城市形象，而乱摆摊点的商贩显然是“不利因素”；二是城管执法人员需要通过对商贩的约束去体现自身作为，他们必须服从于城市主政者的号令，例如为创卫造势等；三是商贩的生存问题，出于谋取生计，很多商贩不得不上街摆摊；四是部分群众的利益问题，例如商贩挡道或乱扔垃圾，无疑会给附近群众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显然，在缺少整合这些复杂利益的有效平台的前提下，城市管理问题很容易通过城管执法者与商贩的正面冲突表现出来。

　　靠简单地呼吁和要求城管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执法方式的改善，显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矛盾。说到底，商贩问题涉及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甚至触及个人的生存底线，而城管执法问题涉及的公共利益（当然，个别城管或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也可能出于私利而乱作为），在公共利益和民生尚未达成并轨共识之时，城管的柔性执法，依然可能会商贩的基本生计形成冲突。

　　因此，我们谈城管蛮力问题，不仅是要谈论具体的执法思路或执法方式的改善，更是要谈及一个城市宏观民本理念的构建和贯彻。这才是调和矛盾的根本出路。

　　具体说来，在无法用商贩的生存权否定城管价值的语境下，既要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以进一步明确城管的地位和角色，更要积极为弱者创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说白了就是变“堵”为“疏”、变“管”为“扶”，给小商贩“出路”。而在这些途径尚未畅通之前，我们并不能无望地等待，任由冲突一再发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目前较好的格局莫过于城管对商贩更加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