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非请客吃饭，政府良治要落实

　　一个不让人惊奇的环境污染案又曝光了，《经济参考报》记者收到消息，称位于霸州市的河北梅花味精生产基地烟尘污染严重，十余个村庄的居民饮用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记者在一线发现，这里在去年还发生梅花味精污染千亩农田事件，村民多次找到政府和梅花味精交涉，至今无果。就在河北霸州不远的天津，环境相关部门和民间环保组织积极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在鲜花与掌声中徐徐落幕。

　　在特大和重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才能吸引眼球的时候，河北梅花味精厂的污染似乎太小巫了，因为不仅级别连一般也够不上，更重要的是它的污染不是突发的，而是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它影响了十多个村庄的饮水，和周边农民的生计，还有更可怕的隐患，那就是诱发更高癌症发病率等疾病的可能。

　　目前，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以低环境标准作为招商引资的法宝，吸引相对发达地区已经制造太多冲突的污染企业。当地方政府祭出低环境标准时，被污染的公众，只有通过信访、诉讼和群体性事件来回应。据环保部的数据，从2001年以来，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信访事件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地方政府追求GDP，地方民众不断抗争，又遭遇地方政府的维稳。在另一个世界里，中央部门大谈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公民社会组织欣欣向荣的报告着发展，各大酒店里频繁的举办着各种研讨会、交流会和庆祝大会，积极的分享着环境保护领域成功的经验。

　　中央部门和民间积极热烈的互动，和地方政府与民间紧张对抗的局面并行不悖，何时互动何时紧张的判断标准不难，利益的大蛋糕，不动的时候政府大门敞开，动蛋糕的时候政府大门紧闭。民间叩开大门，需要无数次的上访，无止境的诉讼，或者不经意之间的群体性事件。

　　因此，在环境危机中，政府和民间关系的两重极端，反映的是目前政府单方面的治理存在不足的同时，对于民间参与公共治理的空间缺开放极为有限，综合起来就是政府良治能力不佳。

　　如梅花味精厂一样，各地环境污染案件中的许多大企业都是当地“明星企业”，地方各级部门对企业总是积极的维护，甚至是环保标兵。政府在面对企业时是有效率的，有成效的，但是面对企业的监督和面对地方民众的诉求则回应迟钝，但在面对民众信访，尤其是进京信访时又效率百倍，纵是躲在天涯海角也一样可以揪出来。

　　法律系统也同样的不足以令人信赖。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统计显示，1998年到2002年这5年，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 2007年我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而逐年看来，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据可查的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屈指可数，2008年追究了5起，创下了近几年来的最高纪录。对于环境的污染，以罚代刑、以罚代管理大量存在，梅花味精偷排污水、向林地擅自倾倒污泥污染的环境问题，廊坊市环保局以该企业偷排污水、倾倒污泥及其他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处罚款81万元，追缴排污费4.8 万元。

　　对环境污染的处理上，地方政府的企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监管不佳，甚至为企业保驾护航，而法律的保护又软弱无力，这已经严重的摧毁了政府良治的两大基础——有效率的政府，和公平法治的法律制度。

　　而政府良治中还有最短同时也存在巨大成长潜力的的一块板，那就是公众的参与。民间的参与，不是掺和，不是民间作为决策部门的附庸，而是有斗争也有妥协的利益表达。当政府能力已经存疑的情况下，公共决策的制定缺乏了公众的参与，而公共决策的执行缺乏了公众的监督，这是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的情况。即便参与的空间和渠道极为有限，在公民社会有限参与的公共决策之中，和普通公民通过高强度的法律诉讼、信访对公共决策的执行进行的监督之中，效果还是可观的。至少大规模的东部污染企业的转移，依赖的不止是地方政府认为污染企业创造税收的份额在下降，更是污染企业创造的税收收益已经远小于地方民众对于污染企业的反对和抗争带来的管理成本。

　　梅花味精厂或许不知道自己正在成为政府良治的试金石，但是在地方政府单方面的袒护和民间强烈的反对之中，并不是梅花味精厂等污染企业的避风港，而是风暴的中心，或许是一起更为严重的环境突发事故，或许是政府和民间两方冲突失去了动态的平衡，不完善的政府良治即可以保护它，也可以在突然间牺牲它。

　　利益的蛋糕，终究是要分的，是通过体制的改革来分，还是通过良治的舞台来分，还是仰赖你死我活斗争的血酬来分，这个按钮还是在政府的手中。而开放民间的参与空间，不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研讨会和交流会，或者无关痛痒、不刺激各方利益的活动，这些都是政府良治中的最长木板。

　　当环境成为地方政府最乐于牺牲的棋子之一时，环境也就成为政府良治中最短的那块板之一，也是政府良治能力的最佳尺度，政府、法律和民间平等的坐上谈判桌，在反对和合作之中互相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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