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历史的陷阱？

　　“你不了解俄罗斯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28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罗斯人。在20世纪，“革命”是个因过度使用而有些概念不清的词汇，对于俄罗斯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准确的定语，人们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对于卡琳娜这一代来说，革命当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不像我们这些外来者所习惯性误解的发生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而是1991年，苏联在这一年解体了。

　　她那年才9岁，对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之前的生活，都记忆不清了。她的成熟与一个新俄罗斯的成长紧密相连。一个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却没有随之而来的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大国地位的迅速衰落，这些创伤记忆都增加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此刻的世界很多地区一样，这里的青年人对政治没太多兴趣。像是对于被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弄得乌烟瘴气的20世纪的逆反，新世纪的青年生活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氛围中。40年前，一名西方的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都要表明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战争、政治丑闻的看法。在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里，一首诗、一本书、一次公开谈话、一件服装的款式，都拥有政治含义。而现在，对立的东西方阵营消失了，不是作家、艺术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纷纷让自己富有娱乐价值。

　　对于卡琳娜的绝大多数的同代人来说，普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会开战斗机，是个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上没一块赘肉，他既在镜头前不苟言笑，也会在综艺节目中唱上一曲，他最近还和一群被释放的间谍们，进行了一场哈雷摩托车赛。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平民化。

　　这是我与卡琳娜的第二次见面。她漂亮、乐观、有一个可爱的翘鼻子，总穿白色连衣裙。“她有俄罗斯姑娘没有的敏感和温柔，一些地方像是东方女孩”，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俄罗斯姑娘，至于东方女孩的“敏感、温柔”的特质，似乎也更多来自于臆想。不过，卡琳娜的英语流畅，这在俄罗斯青年中并不多见，她特意前往马其顿的英语学校中呆过一年。她对于中国尤其感兴趣，她在为一家芬兰贸易公司工作，主要的货源来自中国。她刚刚从上海回来，肩上还挎着印的青花瓷器图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国人的敬业态度惊呆了，“他们一直在工作，还一直保持微笑，商店里服务员都会讲英语”，她对我说。乍听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趣的发现，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例外。他们的服务员永远是爱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难同时做两件事，倘若五点钟下班，没人会在五点零一分时接一个工作电话。比起令她兴奋的上海见闻，我更愿意听她谈论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提及名字，我们的英语水准都不足以对这些灵魂进行探讨。她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迷，熟知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布罗茨基的20世纪诗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Samizdat）传统。这一点很不常见，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都是遥远的历史。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更早已被忘记。卡琳娜的知识源于他的父母，一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工程师夫妇。我很遗憾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一个成长在前苏联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东方特色和兴趣来源于他），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于写作一本关于苏联地下文学的作品，他没指望出版，只是为个人兴趣。他也对前苏联时代颇有怀念，那是个更单纯的岁月，人们既开始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被市场与消费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乱。或许，那也是个更有秩序的年代。这秩序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也有文化与道德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安赫玛托娃的诗，都是书店中的畅销书。因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对于卡琳娜父母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着秩序再度恢复。或许卡琳娜政治观点不成熟，却在俄罗斯广为流行。九十年代的混乱再度印证了关于俄罗斯人古老、顽固的看法——这个民族不适合自由，它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我还记得别尔嘉耶夫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统治者，但结合的后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即使此刻，在对普京的期待中，又蕴涵着不少的矛盾。在几个月前一次民意调查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支持率却达到了82％，但与此同时，94％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于政治没有影响力，68％的人觉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有4％的人感到财产是安全的。俄罗斯人似乎陷入这样一种僵局，他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则又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它甚至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一个世纪多前更令人沮丧的判断，他期望新的俄罗斯人能打破“Iron Circle”。

　　尼基塔。帕甫洛维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刷成粉红色的一幢三层楼中，我遇到这位《环球》杂志的副主编，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他语调急促、表情严峻，似乎急于澄清我对俄罗斯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罗斯多么难于理解，外来者们总被表象迷惑，俄罗斯人自己也常常陷入糊涂。

　　他对普京的十年是彻头彻尾的不满，把它与尼古拉斯一世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在了同一个序列。表面看来，这三个时代都曾显得强大一时，国家力量迅速成长。尼古拉斯一世时代的俄罗斯仍携着战胜拿破仑的荣耀，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在危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强有力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苏联则一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国的衰落。但在国家内部，这两个时代都是惊人的停滞，各种改革的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斯一世的统治方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无遗，原来俄罗斯已经如此多的落后于西欧。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导致了苏联体制的最终崩溃。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过去十年来的统治，是彻底令人失望，刚刚生长的自由市场、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再度被压制，俄罗斯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