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4岁的略萨恐怕是近年来中国读者最不陌生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1979年12月，系统介绍他的文章就出现在《外国文艺》杂志上；1980年，南京大学成立西班牙、葡萄牙及拉美文学研究会，略萨等“拉美文学爆炸”一代作家的作品、风格，以讲义、非出版印刷品的形式广泛流传；1981年，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市与狗》就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还是外国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另一力作《绿房子》，并在短短3年内再版两次。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悄然结束于80-90年代间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热”，虽然实质上仅是个局限在纯文学圈子（尽管当时这样的圈子，范围和影响力比今天要大得多），但包括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其文字和风格的确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中国作家，如莫言、格非等，都深受这批拉美作家作品及理论的启迪，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四主将”旗手的马尔克斯，而仅次于他、甚至可能与他不相上下的，正是风格变化多样、且最擅长和热衷于流派特点总结和文学创作理论传播的略萨了。

　　如今的人们往往会给略萨贴上一些概念化的标签，如“拉美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作家代表”、“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的知识分子”，以及“关心现实和政治的作家”等等，而30年前，当中国人刚刚开始接触拉美当代文学，当左翼、革命之类的名词，像今天的自由、良心等一样，是青年知识分子热衷的名词时，“拉美文学研究会”的油印讲义上，略萨早年支持“进步思想”、反对军政府暴政的事迹则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

　　然而概念化的勾勒，往往并不能真切地描绘一个复杂人物的全貌。

　　出生在秘鲁、27岁就以《城市与狗》跻身拉美顶尖作家行列的他，可谓一炮成名，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就是这一部小说，却在短短几年间被翻译成20多国文字，这部充满了辛辣笑料和噱头，迥异于同时代其它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巨著，对秘鲁军人寡头统治和军队黑暗面的揭露不遗余力，生动真实，在革命热情汹涌的拉美，和左翼思想澎湃的西方知识分子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也正是这部作品让他第一次遭到秘鲁军政府的打压：小说被列为禁书，甚至被成捆拖到小说中的最主要场景——普拉多军校广场被当众焚毁。然而这并没能让他罢手，1973年，他的现实主义讽刺作品《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再度以鞭挞秘鲁军队黑暗面轰动世界，也再次被恼羞成怒的秘鲁军政府禁毁。

　　可是许多人却忽视了另一面：秘鲁军政府并非一味打压他，而是打一巴掌，给个红枣。他的第一个奖项来自其处女作、创作于1952年的剧本《印加王逃亡记》，授奖者正是秘鲁文化部；1965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成为又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仅两年后，该作品获得秘鲁最高文学奖——国家小说奖，此时距《城市与狗》被当众焚毁不过4年；1975年，由他亲自任编剧兼导演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被秘鲁军政府查禁，但也是在这一年，他被军政府授予“秘鲁文学院院士”的头衔。

　　他曾经和许多同时代拉美作家一样，思想左倾，支持古巴革命，据说还加入过秘鲁共产党，但他在这一阶段并不似同行们那样，热衷于参加国内和洲内的抗争运动，而是舟马劳顿，在欧美各国巡回奔走，热衷于获取一个又一个名校的头衔，并在各种文化推介场合露面；1971年，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拉的被捕，让他对拉美左翼思想幻灭，从此急遽转向为右翼知识分子，他宣称“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组建“图帕克.阿马鲁自由运动”，并在1990年汇合两个主流中右翼大党（出过一位前总统贝朗德.特里的人民行动党，和基层党员众多的克里斯蒂亚诺人民党）组成强大的竞选联盟“民主中心阵线”，走上了竞选总统的道路，甚至在第一轮选举中排名第一，最终却败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黑马藤森手中。

　　尽管此后的他仍然宣称“用笔关心政治”，鼓吹人权、自由，但在拉美知识分子圈，恰是这个问题一度让他如倨火炉：1984年，秘鲁军政府在清剿“光辉道路”游击队时，曾在安第斯山区的乌鲁拉察村犯下屠杀、迫害和平村民的暴行，1993年秘鲁新政府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调查真相，略萨也作为成员之一参与其间，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除了略萨，所有代表都用大量证据表明，秘鲁军政府是事件元凶，而略萨却在提不出有力证据的前提下，坚持认为“都是光辉道路游击队干的”，甚至说大屠杀“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骗局”，其他委员会成员，如人类学家恩里克.迈耶、卡洛斯-伊万.德格莱格里指责他“无知”、“掩盖军政府暴行”，美国学者米莎.科科托维奇则批评他“先入为主”、“用臆想代替实证”，而他却振振有词地反驳称，同伴们理应去向“光辉道路”要人和证据，而不是挑剔其报告中的“小毛病”。

　　他是一个勤勉的作家，在拉美文学巨匠中以风格多变著称。早期他的小说和其他同时代作家一样，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而上世纪70年代以《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则带有典型的古典现实主义风格；1981年，他出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小说《世界末日之战》，一时引起人们“这是小说还是历史”的热烈争论，最终不得不请出作者本人仲裁。2000年，他拿出自己穷20年心力撰写的历史小说《山羊的盛宴》，直到2006年，已经70高龄的他还推出一部风格迥异的小说《坏女孩》，产量之高、创作黄金期之长，在拉美作家群中屈指可数。他还是个理论家，1997年他发表了被认为是当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总结盖棺之作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系统总结了拉美当代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几种结构手法，可以说，目前通行的许多拉美当代文学概念、术语，都源自略萨的口和笔。

　　然而许多研究者都指出，略萨虽然创作周期很长，但最具价值的作品却在最初的几年就写完了：《城市与狗》、《绿房子》，最多再算上《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而他本人自认为“水平最高”的两部作品，《世界末日之战》和1969年的《酒吧长谈》却争议不断，一些著名文学批评家，如米基斯.布克和芭芭拉.姆西卡指出，略萨的中后期作品热衷于驾驭一些“自身缺乏系统知识”的内容，如《酒吧长谈》就是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作品”——揭露军队黑暗的细节描写生动真实，但书中充斥的大量军事行动刻画“可笑得如同梦话”，而他晚年引以为傲的几部历史小说，不但驾驭情节手法生硬，让人分不清哪些是史料，哪些是故事，而且这些以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或塔西提岛为背景的作品，让人感到作者对这些地方并不熟悉。此外，60年代中后期，他的一些作品被认为带有过多萨特的“硬痕迹”，而其最后一部小说力作《坏女孩》，则被一些书评家认为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精包装山寨版”。

　　一位法国书评家曾经指出，略萨作品中最生动、最真实、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往往来自其自身丰富的生活经历，如多部揭露军队基层黑暗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和他本人早年的军校生涯不无关系，《绿房子》的场景正是他昔日的母校，而那些真实鲜活的市井生涯碎片，则和他学生时代为了维持学业疯狂兼职有关：他当过兵，做过记者、店员，为了维持学业曾同时做7份工。而后期一些作品所涉及的场所、故事，他往往仅仅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自然减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略萨的私人生活也充满了多色彩：1955年，19岁的他不顾家人反对，娶了年长自己13岁的“姨妈”（舅舅的弟媳妇）茱莉亚.乌尔基迪，茱莉亚同样是个有才华的作家，陪伴他在马德里、巴黎求学，并在奖学金中断的最艰难日子里与他相濡以沫。但1964年这段婚姻告终，次年29岁的他再次不顾家人反对，娶了未满20的表妹帕特里西亚.乌尔基迪。如果仅仅是这样也罢了，1977年，刚刚当选秘鲁文学院院士、志得意满的他写出《茱莉亚姨妈和作家》一书，将前妻茱莉亚的许多隐私加以披露和调侃，并热销一时，深感受辱和受伤的茱莉亚随即用笔反击，写出了同样热销的《作家和茱莉亚姨妈》，声称要“写出略萨没说清楚的真实细节”，这桩文字公案引起热烈争议，许多同时代的拉美作家都表示，在这件事上，略萨有失厚道。

　　更有失厚道的事莫过于他与马尔克斯的恩恩怨怨。他曾是马尔克斯的粉丝，1971年他的名气已与马尔克斯并列，但其博士论文仍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为主题，一度传为佳话，然而仅仅5年后，他却在墨西哥帕拉西奥.德贝拉斯阿兹特克国家艺术馆对昔日的偶像施以老拳，打得马尔克斯鼻青脸肿。两人的友谊就此破裂，此后30年不交一语，直到2007年，略萨才以发表昔日向《百年孤独》致敬文章的委婉方式，向身患癌症、已挂笔一年的老友无声地表达了歉意。

　　然而任何是是非非，都无法遮蔽略萨的文学天才。事实上早在20-30年前，他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之一：1965年，他的小说《绿房子》获得委内瑞拉首届加尔格斯文学奖，而他昔日的偶像马尔克斯只获得第二届文学奖；1986年，他荣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奖，这是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也未能获此殊荣；1993年他获得奖金和诺贝尔奖不相上下的行星文学奖，而次年获奖的何塞.塞拉正是一名诺贝尔奖得主；1994年他获得荣誉极高的塞万提斯文学奖，再次把塞拉挤到自己之后（次年塞拉才获奖）。可惜这次马尔克斯先行一步，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和旗帜，迟到一步的略萨只能仰望故人背影。

　　如今近30年过去，“拉美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已不再是世界小说创作的热门主题词，昔日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略萨，如今却以大冷门的姿态获奖，不能不令人唏嘘感慨，并想起一句中国典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曾用心研究过中国古典和当代文学著作，甚至看过多部中国当代电影，并将其中的桥段用作文学理论比喻的略萨，是否也熟知这句孔夫子的名言？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