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会成本”

　　最近忙高中同学聚会，离开18岁30年，海内外同学响应纷纷。这几日，忽而东四灯市口、忽而后海锣鼓巷，海吃神聊，忘了世间。30年之后的聚会，有这个大时间参照，悬念无非是变与不变。人自然是变了，男生发福顶稀，但雏形尚在；女生不然，女大十八变，各有各的变，神奇者视岁月如无物，也有反之。

　　除了人的变，就是咱国咱城的变。一个在北美做了20余年建筑师的同学，一路上和我讲：尺寸尺寸。小时候住的胡同，现今一看，尺寸怎么变小了，当年觉得挺宽啊；来到CBD，这是另外一种“尺寸”：什么尺寸都有的建筑混在一起，混乱而和谐，美。我后来总结，30年北京与我们的变化基本就是尺寸的变化，原来尺寸大的变小了，如胡同；原来尺寸小的变大了，如腰围。

　　30年的变当然还有物价。30年前，猪肉九毛五一斤、面粉一毛八分五一斤。30年后，猪肉涨十余倍，面粉涨十余倍。本是同学挂一漏万，玩笑而已，没想到一发微博，议论者众，认为最离谱的应是房价。是啊，从不要钱到几万一平米，你说涨了多少倍。

　　30年的欢聚，还有一个小小的心结。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来我也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阴差阳错，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上心，只好在国内谋生。而同班几位先后放洋的同学，一直是我羡慕的对象。30年的大时间，出国（主动选择）和不出国（多是被动，出不去只好不出），是不是有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呢？

　　几位高中同学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那时留学是公认最好的选项。汪丁丁教授说过：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可惜当年的选择机会太少了，出国就是最优的选择，几乎是没有机会成本的。从这个意义上，留在中国发展的同学们应该更有“幸运”的味道，因为那时很难看清中国的发展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朝一个什么方向。留在中国相较于出国，于今而论多少算是有了点“机会成本”，这对我始终没能出国读书算是个安慰吧。

　　什么是机会成本？就是中午吃饭，选了吃涮羊肉，结果没能吃成牛排，那顿牛排就是我为吃羊肉付出的机会成本。这种表述对但不准。说对是因为机会成本的确事关选择和稀缺，它的基本定义就是：稀缺存在时因选择而失去的机会值。选了羊肉就丢了牛排，而且吃饭总是“稀缺”的，吃一顿少一顿嘛。

　　回到人生选择，无论你怎么选，都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因为人生具有唯一性，太稀缺了。人生的有限时光构成的稀缺性是深刻而巨大的。所以，人生的选择要慎重。问题是，有多少人生是我们主动地选择呢？

　　制度经济学里还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意思是说，制度变迁（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可能是错误的。30年看下来，人生亦是如此。大学毕业后几年晃晃荡荡，但后来一旦稳定，就很少再改变。

　　与20多年前穷学生出走海外混个好前程比，眼下热络的是富人移民潮。有人戏言，理论上，北京二环周边拥有房产的京城居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加的条件。政治学者阿尔贝特。赫希曼认为，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如何保持忠诚？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从而令其改进。

　　今天所谓“富人移民潮”，准确说，不是移民，是预备后路而已。他们英文不灵光，也不喜欢吃洋饭，外边虽然空气好些，但是寂寞难捱。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移”，只是先拿个随时可以“移”的资格而已——说白了，是对未来发展有点信心不足，一惧手头资本发展空间有限，二惧监管盯上自己的钱。

　　送别高中同学的夜晚有些伤感。同学们再一次和本已久远的青春告别并致敬——纯真年代和没有分别心的友情渐行渐远——“长大成人”这个机会成本实在是太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