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二十世纪的迷途狗

　　对于安娜.安赫玛托娃，我全部的知识来自于一本关于以塞亚.伯林的传记。他们在一九四五年的列宁格勒意外的相逢。

　　三十六岁的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产的健谈者，出版过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他的敏锐、渊博让人过目难忘，足以让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出这样的感慨：多么像是年轻时的梅纳德.凯恩斯。

　　与凯恩斯一样，伯林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华盛顿，用个人魅力增添大西洋两岸的传统友谊，收集美国的舆情，撰写每周报告。这些报告的实用性或许可以商榷，但智力上的娱乐性不容错过，引得丘吉尔为此击节赞赏。如今，他又随一个外交使团来到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体验铁幕拉起前片刻的轻松。

　　对伯林来说，这趟旅程意义非凡，尤其是列宁格勒这一站。他是出生在沙俄帝国边陲的犹太人，从七岁到十一岁生活他一直生活在列宁格勒。在这里，他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与《三个火枪手》，紧盯着涅瓦大街的商店橱窗中的英国小火车和德国小胖熊，还经历了充满亢奋与恐惧的一九一七年……

　　重新置身于俄语的环境令人心醉，像是长期被压抑的记忆的苏醒。令伯林更感兴趣的是，辉煌的俄国文化、艺术传统变成了什么样？

　　距离十月革命已经二十八年，站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红场上，没人能怀疑苏联取得的惊人成就。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不堪一击的沙皇俄国变成了进军柏林的苏联红军。但是，这个国家似乎也变得封闭起来，外界很久不知道它内部的真实情况了，除去官方不断宣扬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偶尔也传出的消息是饥荒、清洗、流放和死亡。

　　对于伯林这样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诗人、小说家、艺术家，这些伟大的心灵，似乎都暗淡下来。没人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是生是死，年轻一代的杰出头脑是否已经涌现出来……

　　他甚至以为安赫玛托娃早已死亡。他对于安赫玛托娃所知不多，模糊记得她是那个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依靠文学缔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白银时代意味着更宽广的频谱，从诗歌、小说到芭蕾舞、绘画、音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俄国人的创造力又一次喷涌而出。这是个满是奇异对比的年代，王朝政治的腐朽、刺杀与革命的此起彼伏，宫廷的奢华与普通人的贫困，来自欧洲的文化冲击、时尚品位与日渐高涨的民族情绪……而一代人在这种混杂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声音。这声音不仅再是俄国知识阶层的浓烈的道德义愤——它反对政治专制、为大众代言，而是一种真正的个人观点——描绘对世界的的个人经验。而在这群人中，安赫玛托娃的美貌和才华同样出众。

　　涅瓦大街上的一家书店里，伯林无意得知她仍活着，并且可以相见。

　　这个炎热的下午，我就站在他们见面的房间里。历史满是嘲弄，经过了一个轮回，这个城市再度回到了它最初的名字——彼得堡。一九一四年，当俄国与德国宣战时，尼古拉斯二世认定这个名字太过德国化了，它被改成了更富俄国色彩的彼得格勒，到了一九二五年，或许彼得这个名字又太过了，列宁创造的光辉正压倒彼得大帝，于是它又成为了列宁格勒。而现在，历史的钟摆又回来了，好像一切都没发生。安赫玛托娃的家，则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被刷成黄色的喷泉屋仍旧保持着沙皇时代的气氛，它的设计风格流露着对欧洲的模仿。倘若如果那个粗壮的长发工人不开动除草机，庭院中则安静得仿佛时光停滞。如果你刚从游人交织的涅瓦大街来到这里，必定会沉迷不已。

　　也就是在这个庭院里，兰道夫.丘吉尔——那位刚刚下台的首相的儿子，高声喊着伯林的名字，他刚刚听说牛津的旧相识也在这所城市。不通俄语的他想让伯林告诉酒店的服务生，应该把他刚买的鱼子酱放在冰块上。鱼子酱打破了伯林与安赫玛托娃刚刚开始的谈话。不过，他们真正的交流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

　　站在窗边，我试着想象丘吉尔的喊叫，伯林的尴尬，还有安赫玛托娃的模样。房间仍竭力按照六十五年前的方式布置，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小桌子，一个木橱，一张沙发，引人注目的是墙边的一张小小的画像，几根黑线勾勒出一个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为安赫玛托娃而绘，当时他们都尚未成名，都惊人的漂亮，有过一场短暂的恋情。

　　在当晚的第二次见面后，确切地说是，是到了凌晨，安赫玛托娃的另一个朋友告辞之后，他们的谈话进入了真正的状态。不是关于诗歌——伯林几乎没有读过她的诗，而是关于他们共同的朋友——伯林在纽约、伦敦都碰到过她流亡的旧友。也借由这些朋友带出的往事，他们都进入了一个久违的小世界。

　　对于伯林来说，那是他渴望、却从未经历过的时代，对于安赫玛托娃，那则是逝去的最美好时光。谈话一直持续到清晨，除去吃了一顿煮西红柿，它从未停止。尽管他们连手也没拉一下，毋庸质疑，房间里弥漫了情欲的味道，尽管比伯林年长二十岁，安赫玛托娃依旧美貌，时间与折磨则为其增添了新的骄傲，“像一位女王”。

　　这次相遇，因为它的突然、难以复制，而在两个人的生命中获得了永恒的光彩。对于安赫玛托娃尤其如此，它像在漫长黑夜闪过的流星，却持久地给予她希望。在一年后的一首诗里，她写道：……他不会成为我亲爱的丈夫/但是他和我，我们所成就的，/将让二十世纪骚动不安……

　　我们从喷泉屋出来，穿过枫丹卡运河上的一座小桥，再沿一条与涅瓦大街平行的小路走上一程，就到了文化广场，一座黑乎乎的普希金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也像所有的雕像一样，他的头顶上站立着一只迷惘的鸽，它在这里短暂的休息，可能也顺便排泄粪便。尽管人们常常把鸽子视作和平的象征，但很有可能，它更是民主的象征。所有的雕像，不管是政治领袖、一代暴君、伟大的诗人、天才的剧作家、民族的英雄，他们头顶上总是站着一只若无其事的鸽子，尖尖的爪子踩着他们的头顶，所有的威严与光环，都要被覆盖在斑斑点点的白色鸽子粪下。

　　在文化广场的一角，一个沿窄窄的黑色楼梯而下的酒吧，到处是彩色的玻璃和狗的模型。它仍叫迷途狗（Stray dog），九十年前的某几个年份中，这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一群诗人、学者、艺术家们在此聚会、酗酒、求爱、写诗、画像、争吵……他们称自己是阿克梅派，在希腊语中，它意味着最美好的时代。

　　我们到的太早，是第一桌客人，服务生正懒洋洋清扫地面，音响里传出二十年代初的爵士乐。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名字，它却不是九十年前的那家酒吧，它开张于一九九一年。像是苏联时期的逆反，与当时俄罗斯很多举动一样，它试图和沙俄产生联系。我不知道彼得堡新一代的才俊们在哪里活动，这复辟的场所更像是为了吸引我这样的游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