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

　　凡尔赛（Laurence R.Versey）的《美国大学的非常时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1965）今年年初已译好了，估计北京大学出版社不久就要出版该书。得蒙译者的信任，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拜读了她翻译的书稿。

　　凡尔赛所谓的“非常时期”是指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那半个世纪。他以东海岸常春藤大学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作为变迁史中时代的典型，通过对美国大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学掌门人办学理念的微观解剖，宏观描述这些美国一流大学如何从继承欧洲大学传统出发，在实用主义哲学驱动下，在若隐若现的功利主义和反知主义倾向之中发展。该书从一手史料着手，做工精细，问世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失其在美国大学研究史上名著的地位。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七章《不协调的问题》。因为这一章叙述的历史正好是离今天100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美国大学存在的尖锐冲突和矛盾，表面上也与今天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有些相似之处。当时美国大学教授从德国同行那里学来追求“学术自由”，渴望拥有更多学术自由，而大学行政一方却追求更加合理、有效的经营管理，需要对教员的教学和研究有更多限制，于是劳资双方“不协调”了。

　　美国历史最久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创办人是老板，办学方针、教学和研究大大小小规矩都是个体老板说了算。大学规模大了后，家大业大，具体的管理还需要个高级打工者校长来主管。19世纪90年代以后，年轻的主管们在很多重要的大学当权。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追求用管理技巧取代忠于任何一种标准学术目标。百年前，美国的大学人虽然没有达到今天中国同行那种愤怒程度批判产业化，但也很严厉。比如，约翰·杰伊·查普曼抱怨说：“今天掌管哈佛的人也和商人差不多，他们经营着一家向上百万人兜售教育的商店。他们的工作就是使其成为美国同类机构中最大的。”又如，约翰·杜威在1902年清醒地断言：“（学术）机构是根据其显而易见的物质财富来排名的，直到赚钱和花钱的氛围掩盖了只有金钱才能获得的利益。”

　　凡尔赛认为1910年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当时大学人的著述中，最全面归结了产业化的行政管理——追求资金来源、收支的盈利给大学带来广泛的危害，“商业控制几乎参与了现代大学的各个方面：花钱建造高楼的趋势、官僚机构的扩大、兄弟会和体育运动的知名度、研究生院对本科学院的从属地位、职业课程、所有的名誉之争等等。”那时期，美国的大学教授们纷纷对量化统计管理、大学管理层根据市场决定学科专业和科研的课题等具体问题抱怨，抗议自己的学术自由受到侵犯，而这些抱怨、抗议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非本质。对大学教师最大的威胁、最后限制学术自由的终端撒手锏是解雇。如果教学、研究上违背董事会、管理层的意向、方针就有被解雇之虞。

　　斯坦福大学的罗斯事件是个典型事例。盎格鲁·萨克逊的教授们也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硬气和刚强，他们忍声吞气留在这样大学体制内——为保住饭碗，也和中国的同行一样软弱地妥协。只有极少部分美国教授希望在大学中得到“纯粹”的学术自由，而这样的呼声在20世纪初的美国，很难成为一种“破坏力”。美国大学教授们到最后也没有从董事会那里获得治校管理的大权，只是迫使雇主一起建立了一个能使饭碗相对稳定的“终身教授”雇佣规则。

　　美国的大学不仅产业化最早、最彻底，其行政化也是更明显的钱权交织在一起的一元化领导。然而，中国读者更愿意追问的是：为何美国大学百年来实施终身教授制度，也没有层出不穷的诸如申请者使用金钱或女色行贿、提交虚假成果、评委乱用权力等各种舞弊呢？为何今天美国大多数著名大学行政化管理很有成效，教学和科研都走在世界前列，没有出现我们大学那种腐败的乱像？行政化对于大学管理来说真是祸首吗？凡此种种疑惑，潜沉于该书详实客观的史料，读者自当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