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长的真相观

    2009年10月24日发生在长江荆州宝塔湾河段的一切，已经得到了所有当事方面尽可能的确证：现场多位目击者（包括死者的同学和老师、施救的冬泳队员、渔民）的证言，多家媒体的反复求证（包括《南方周末》），湖北警方事后的通报，等等。即便排除掉那些有争议和分歧的细节，已有的材料也足够认定如下几个事实：

    第一：为打捞三名救人遇难的学生，长江大学一共支付了36000元钱，和价值300元的香烟和矿泉水；

    第二：鉴于现场的混乱状况，这些钱物不是一次性支付的，而是分批交给了一个名叫陈波的人；

    第三：在钱物没有完全到位的间隙当中，陈波曾打电话给手下，要求他们暂停打捞，直到钱到手为止；

    甚至，第四：由于数万元的现金不容易一下子凑齐，长江大学校方曾经请求陈波先行打捞再付款，但被拒绝。

    2009年11月3日发表在《华商报》上的那张照片流传甚广，后来又获得了新闻摄影界的若干奖项。照片的传播效果和随之而来的嘉奖，正是建立在以上四个事实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张照片证明了新闻摄影的观念仍然有力：它能够将复杂的事实包含在一幅画面上，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并且呼吁观看者的行动。

    事实、视觉效果和召唤行动：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闻摄影的这三个核心要素，有时候被认为不够冷静，裁剪事实，过于主观，有煽动的嫌疑。卡帕曾经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些年着实遭到不少冷嘲热讽。有不少新一代的摄影记者不认可这句话，相反，他们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太近了”。“离得不够近”，意思是说，如果只是旁观别人的命运，永远隔了一层，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相；“离得太近了”，意思是说，在两方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分投入感情，有可能偏袒一方，不够公允持平，离真相就会越远。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真相像美丽的女孩，总会同时受到许多人的追求。接近事实的道路不止一条，而且往往要有不同的道路去探求，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真相。

    关于“挟尸要价”的大量报道都会湮没无闻，但这张照片将存在下去。它将提醒我们，政府的失职（在屡屡发生危险的江段，没有警示，没有公众教育，没有安排救生人员，没有起码的打捞设施，放任以暴力为后盾的“挟尸要价”行为长期存在）将导致悲剧，而我们面临的道德危机，让这出悲剧显露出了人性的黑暗是何等深不见底。

    真相让人失望，有人就埋怨揭露真相的人。有一位长江大学的宣传部部长坚持认为，这张照片是一条假新闻；它竟然能获奖，简直是一个丑闻。

    “尽管调查报告已经公布，有关方面已经澄清”，最近，这位宣传部长先生失望地说，“但‘非事实’的造假新闻在社会中一直传播并引起人们对这个社会或人性的‘失望’。”

    我不知道这位宣传部长先生是怎么认定“假新闻”的。如果他能够推翻以上四个事实——这才是“调查报告已经公布，有关方面已经澄清”的事实，当然断定这张照片是一个假新闻。可惜对此他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看法来。

    2009年11月3日首发这张图片的《华商报》，对这张图片的使用的确是有暇疵。当时的图片说明中写道：“打捞船赶到后，船主陈某（船头着白色衬衫者）把打捞上来的一名大学生遗体用绳子绑住，以索要更高的捞尸费。”这里有一个事实错误（船头着白色衬衫着叫王守海，并非陈某），导致对画面的解读有偏差（让人以为是王守海在“索要更高的捞尸费”）。

    但这个暇疵并不是假新闻。陈某“挟尸要价”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华商报》既无制造假新闻的动机，也无这样的事实后果。有人说图片说明伤害了王守海，我认为，媒体对事实的认定，是有阶段性的。如果《华商报》的后续报道纠正了图片说明中的内容，则充分履行了媒体的义务。如果没有这样的后续报道，《华商报》可以通过勘误和致歉加以补救。

    摄影师和图片编辑的关系是个老问题。图片编辑根据自己的理解加注图片说明，目的是让照片更有戏剧性，但反过来伤害了图片本身的价值。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没有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经过这件事，希望摄影记者能够认识到，图片加上图片说明才能构成完整的图片报道；摄影师对图片报道的真实和完整负有法律责任，必须亲自撰写图片说明，对编辑所做的删改，也要亲自审定。为了防止编辑歪曲摄影师的原意，卡帕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玛格南（Magnum）图片社。他们坚持的原则至今有效。

    但我真正感兴趣的宣传部长的真相观。他指责图片造成了“荆州人”“冷血”的印象，误导了社会大众。我觉得这种指责恰恰是“冷血”、不尊重事实和不负责任的。他怎么不去指责鲁迅呢？那个刻薄的绍兴人居然相信“国民性”，一棍子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打翻到水里去了。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