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罪变私器非杜绝不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都要报上级审批。最高检要求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相关报道见8月8日04版

　　诽谤与批评，终于在舆情汹涌的各色公共事件后，有了司法的回音。最高检的规定给正当批评、甚至过激言论厘清了身份，值得肯定。

　　自灵宝帖案以来，讨论批评政府官员的公民是否构成诽谤罪似乎多余。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陕西的“志丹短信案”，海南的“儋州歌案”，辽宁的“西丰诽谤案”……那么多“诽谤官员”或“诽谤政府”事件，已经让即便是街头巷尾的民众，也知道刑法上并没有“诽谤政府罪”、没有“诽谤官员罪”的常识。这次最高检的“新规”，只是对专业人士的继续普法，是重申、是提醒，形式意义或许大于实际意义。

　　初衷良善的“诽谤罪”有时近乎成为权力大院的护院家丁，当其主人与民博弈的时候，就会冷不丁出来打你一拳。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公器异化为私器的过程，是知法犯法的过程。那么，靠普法纾解症结显然算是开错了药方。真要有所纠偏，起码要让公众看到司法不阿的力量——对知法犯法者开出了怎样的罚单？对行政与司法权力之间的纠结作出了怎样的程序梳理？如果这些问题只是蜻蜓点水，就算诽谤罪的法理逻辑重申N次，就算诽谤罪的常识路人皆知，某些公权执掌者也不会停止对其“护院家丁”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