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否定苏联式教育的科学家

　　钱伟长先生去世了，“三钱”之中，他是命运最坎坷的一位，也是离普罗大众、离我们日常生活最近的一位。

　　尽管最初的志向是学习历史，尽管这位生长吴门的书香世家子弟，最初和许多同时代的江南学子一样，重文轻理，大学入学考试物理只拿到百分中的5分，但当国难当头，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时，他慨然弃文从理，在一年的试读期间，将自己由理科门外汉变为优等生。

　　尽管他转科的初衷，是研究军工，报效国家，尽管早在二战时，他就师从冯.卡门，成为崭露头角的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尽管在“三钱”中，他是归国最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最早的一位，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他却是“三钱”中从事军工研究时间最短的一位，右派经历，牛棚岁月，工厂生涯，孤独光阴，这些令许多同龄人至今不堪回首的往事，占据了本应写满尖端科学成就的22年日历。迨名誉恢复，他又被校务、教务缠身，虽桃李满天下，却不免拖累了个人攀登科学巅峰的步伐。

　　然而正所谓祸兮福所倚，这一连串的不幸，却造就了一个更可亲、更可敬的科学前辈，钱先生固然未能如另外“二钱”那样，令更多的火箭上天，氢弹轰鸣，却为中国当代科学、学术事业，作出了更难能可贵的贡献。

　　他的失意，源于学术争论的政治化，而这个被政治化了的学术争论，正在于他在“一边倒”、“学苏联”的非常岁月里，清醒地看到苏联教育、科研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并大胆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如今抚今追昔，他在1957年提出的重视基础学科、培养兼才、理工合校等原则，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意义。“察见渊鱼者不祥”，熟读经史的钱伟长先生何尝不知？如果说洞悉先机是一种能力的体现，那么在严峻的氛围中，敢于大胆说出不为时论所容的意见，则是一种品格、一种勇气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曾经提到过那些“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失意者，在失意之后的消沉颓唐，在那段非常岁月里，因为个人的、历史的、时代的原因，遭逢身世剧变，导致学术废弛、意志消沉，或自暴自弃、或随波逐浪者大有人在，这是历史的悲剧，原不能责怪当事人，孟子是个对个人自制力要求很高的人，也只能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在这种艰难的氛围下，能够保持操守，做个好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钱伟长先生却不然。在“靠边站”甚至下放农村期间，他排除干扰，坚持科学研究，甚至不顾退稿继续撰写学术论文；在工厂下放期间，他和工人打成一片，研制出当时最好的油压机，得到“老大哥”们由衷的尊敬和欢迎。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用自己的才智和行动，让周围的人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力量，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一个有能力、有操守、有思想、有坚持的知识分子，究竟有怎样的价值。

　　当他终于被“解放”，重新踏上科学殿堂，却面临着科学体系的巨变，和时代取向的地覆天翻，从“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到重应用轻基础，再到学术浮躁之风吹遍神州，社会、学界和科学界风生水起，波澜壮阔，他却在上海大学校长位置上一坐就是27年。这27年里，他提倡“拆除四面墙”，首倡学分制，将当年在清华提出却未能实践的种种思想逐一落实。尽管“多校合一”的效果见仁见智，尽管他“研究性大学”的理想尚未完全变为现实，尽管他执着的一些做法，如“三学期制”等，曾令许多学子叫苦不迭，但如今许多当年他的学生却坦言，钱先生的不少坚持，要过很多年回头再看，才能更深刻地体味他的良苦用心。

　　如今时代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今天已为许多人视作迂阔，但面对钱伟长先生，这个在饱受不公平待遇岁月里，被匆匆从工厂找来送上出国飞机，没有人敢担保他会回国，他却平静如期返国的“老右”，这样的讥讽显得突然失去了分量。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孟子对士人操守的期许，而钱伟长先生却做到了“穷则兼济天下”，诚所谓其才犹或可及，其德不可及。或许再过10年、20年，人们才能更深刻地体味这位科学界、学界长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