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游街示众，不再让禁令重复常识

　　其实，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就规定，要求司法机关不仅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昨日，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查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时，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违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做法，要求执法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点名批评了东莞和武汉的做法。

　　公安部这种积极回应舆论声音、公开批评基层违法并及时加强制度约束的举动，值得赞赏。尤其是直接在通知中对东莞和武汉提出批评，这种高调的点名批评，应该会对基层执法者起到较大的警戒作用。显然，近段时间以来为舆论深恶痛绝的“羞辱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公开新闻资料显示，仅2010年就有山东青岛、湖南永兴、陕西临潼、四川阆中、湖南娄底等地进行了公审公判，对卖淫女进行示众更是常见。公安部这个通知来得非常及时。

　　坏人也有人权，卖淫女之类的违法者也有基本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执法者并无羞辱她们的权力———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安部的禁令，其实不过是重复了法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然而，这样的常识仍须行政部门的禁令去强调，法律须依赖行政权力自上而下一遍遍地重申，说明“羞辱刑”在许多执法者———尤其是基层执法者———身上是多么得根深蒂固。正因为此，要终结“羞辱刑”，终结盛行的公审公判和游街示众，一纸禁令之外还需更多的努力。

　　一些基层政府公安机关为何喜欢使用游街示众之类的“羞辱刑”，源于他们有一种“这样做有很强的民意基础”的幻觉。觉得民众是支持自己这样做的。比如，不少地方举行公捕公审大会时，官方一般都会发这样的通稿，宣称市民纷纷拍手称“太解恨了”、“看谁还敢不务正业”———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市民呼声，正是这种“民意支持”的正义幻觉支持着他们侵犯嫌疑人的权利。

　　执法者不应该迎合这种非理性的吁求，而应以公正的审判和依法的严惩去引导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围观的民众高呼“太解恨了”的狂欢，很大程度上是羞辱式执法激发出来的，执法者不能反将其当成民意的支持。

　　一些公安机关所以依赖“羞辱刑”，还源于其“片面追求效果”的执法习惯。他们也许并非不知道这样羞辱嫌犯是违法的，可他们习惯了注重“打击效果”，习惯了把“打击效果”放在第一位———只要某种手段能最简单、最有效地实现威慑和打击犯罪的效果，无论这种手段违不违法，他们都会采取。

　　实际上，正如许多犯罪专家说过，对犯罪的震慑永远不能依赖酷刑和羞辱来实现，预防犯罪最主要依赖于刑罚的必定性（不可避免性）。“羞辱刑”只会产生负面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其实，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就规定，要求司法机关不仅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此次公安部重申“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的禁令，不可忽视对违法者的惩处。有些时候，常识正是需要通过惩戒，才能够灌进某些执法者的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