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暗部”：研修还是奴役？

　　据日本《读卖新闻》7月20日报道，为强化对在日外国人技能实习、研修生的法律保护，自2010年7月开始，出入国管理、难民认定法的“改正法”投入实施。按照原来的旧法，实习（研修）第二年方可适用《劳动基准法》和《最低工资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按改正后的新法，从第一年起即可适用。不仅如此，对接受实习（研修）的团体及其下属企业的指导和监督方面的相关内容也被纳入新法。

　　但是，也有舆论认为，新法并未触及实习（研修）制度的实质性问题，无非是把问题顺延而已。而在技能研修的纯洁名义下的“奴隶劳动”的实态如不能根本改变的话，该项制度的存续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现有的制度发端于1989年，旨在让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习、掌握日本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技能，从而成为带动本国产业发展的技术传承者，生产现场的“领头羊”。在纤维、机械、金属、食品、建筑、农业、渔业等领域，每年接收5-7万名年轻的外国研修（实习）生，其中八成以上来自中国。外务省针对这部分来日者，核定名为“研修”的在留资格，颁发1-3年的在日研修签证（最长3年）。严格说来，在法律上，研修签证不同于工作签证，但其持有者除了不受日本国内相关劳动法规（诸如最低工资法等）管理、制约外，其它全无不同。应该说，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良好、善意的。可问题是，如此“良制”，在日本的社会、文化风土，特别是产能过剩、产业规模庞大而劳动力呈慢性不足的经济结构性病灶的综合作用下，曾几何时早就变了味，成了某些不法商业机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获取“法外”廉价劳动力的便利通道。

　　日本共同社7月5日报道，据厚生劳动省等机构调查，2009年度通过研修及技能实习制度来日的在日外国人中，有27人因工伤事故或疾病而死亡，死亡人数仅次于2008年度的35人。死亡者年龄几乎都在20-30岁。27名死者中，死于大脑或心脏疾病者9人，死于工作状态下者4人，死于自杀者3人，死于自行车事故者3人，余者死因不明；从死亡者的国籍来看：中国21人，越南3人，菲律宾2人，印度尼西亚1人。

　　如此密集的非正常死亡，凸显出这个群体被置身于法律保护之外和过酷的劳动条件下的反社会、反人道的残酷现实。两年前发生的一起“过劳死”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2008年，在茨城县电镀加工公司“富士电化工业”工作的中国人技能实习生、31岁的蒋晓东结束长时间加班回到宿舍后，在就寝时猝死。日劳动基准监督署在调查后发现，蒋每月加班100-150小时，只有两个休息日，极低的薪酬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导致了蒋的过劳死。

　　日本全国最低工资的加权平均水准为每小时713日元（约合人民币55元），东京地区最高，为791日元，最低的长崎、佐贺、宫崎、冲绳等县也有629元。目前，全国的劳动组合（工会）联合组织根据景气恢复和企业业绩的状况，正以最低工资确保800日元为目标而锐意交涉。对此，舆论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可相形之下，外国人研修（实习）生群体，因法律滞后、文化差别及社会歧视等原因，成了日本产业界被遗忘的角落。不仅仅是长时间劳动、极低工资（平均小时工资不足300日元）等过酷劳动条件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国内派遣机构的硬性捆绑合同，中途辞职者往往被克以巨额赔偿，即使被雇佣方（研修生）萌生“中途退场”之念也基本不现实，成为事实上的“奴工”。更有甚者，由于研修生们赖以“研修”的企业所处的产业下游的低端地位，在残酷的竞争中不仅毫无优势可言，而且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动辄破产倒闭，研修生们有时连底限的生存权利也难以保障，极端情况下甚至沦为无家可归的“弃民”。

　　而作为民主的法治国家，战前即实现了工业化，其国内企业无论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精英大公司，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无一不具备完善的劳保体系，从国家的政策法规到地方自治体的产业扶持措施，从独立工会到面向劳动者的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机构，诚可谓面面俱到。这也是日本产业赖以维持庞大到“过剩”程度的规模和长久不衰的竞争力的制度性原因之一。而且作为高度的媒体社会，舆论发达，对产业界及劳动状况的关注尤其频密，但却很少曝光外国人研修、实习制度方面的弊端，乃至这个问题愈演愈烈，终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暗部”。

　　其实，对这个问题，日本学界和媒体并非完全没有自觉。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反过来刺激、引发了日本对自身“暗部”的重新关注，从黑砖窑奴工事件，到富士康的“十三跳”，不一而足。笔者的一位日本记者朋友，就曾在MSN上对我抱不平说：“台资企业鸿海精密电子公司，明明有好好的公司名不叫，却偏偏莫名其妙地叫什么‘富士康’，弄得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是一间日本公司……”言外之意，日本人不愿意为这种形象的公司背黑锅。这种心情笔者充分理解，就跟我也不愿把富士康看成是中国本土企业一样。但问题是，日本一些中小企业主，玩弄法律，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把外国人实习、研修生制度当成了引进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合法”渠道，在号称发达、文明国家的日本国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富士康”。该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便是对日本国家软实力的莫大伤害。

　　从长期的视点出发，日本的老龄化与少子化速度均为世界第一，在可预见的将来，单靠国内人口已无法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缺口，劳动力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矛盾。对此，日本难掩焦虑，乃至国内舆论中所谓“逆马尔萨斯人口论”甚嚣尘上。几乎可以预言，劳动力输入无疑将成为日本的战略性国策。何以既合法引进并高效利用外国劳动力，又不至制造“富士康”，从而成为社会触目惊心的“暗部”，需要日本从法律文化，到社会心理各个层面做出全面的配套“调整”。毋庸讳言，与文化多元的欧美国家相比，日本这方面还相当落后。而要想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靠目前这种“小儿科”程度的“法改正”肯定是没戏的，最终恐怕要期待从难民、移民，到外国人参政权等方面的“规制缓和”才行。可真要到那一步的话，也就意味着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根本性格的改变。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彼时的日本便不是今天的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