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的唐吉诃德

　　“上访村怎么走？”这是赵亮长达五个小时的纪录片《上访》的第一句话。上访村位于北京永定门地区，紧邻北京南站，中央和国务院、全国人大、高法的“人民来访接待室”都聚集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这部影片赵亮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陆续拍摄，时间长达12年，直到2008年终于完成。

　　全片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众生”，给观众勾勒出一幅具有冲击力的完整图景：那些上访人群相同的生活处境、不同的遭遇，同时也介绍上访者对信访条例的理解和他们五花八门的上访方式，还有地方的“截访”，以及有良知的维权人士。《上访》无疑是历史的珍贵文献。

　　有人反映《上访》的视觉单一，没有更多地访问相关的周边人群，比如信访局、收容所、地方政府的官员，这是可以理解的批评。但是，这种缺失，恰好反映出上访人的真实处境。他们流落在京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得到的是四面碰壁的冷漠，永远的杳无回音，反复被驱逐，拘留关押亦是家常便饭。他们无法真正接触到解决问题的官员，成为制度缺失的牺牲品。所以，赵亮的不够“客观全面”，也许正记录了这种缺失的“真实”。就像王小鲁先生所言：《上访》已经“树立了当代电影关注社会政治的难以越过的高峰”。

　　《上访》第二部分为个案，名为“母女”。就情节而言，这部分完全可以单独成片，它的戏剧性甚至超越了许多故事片，人间的悲情戏与讽刺剧一幕一幕上演。

　　第一次拍到戚华英母女是1996年，她们就生活在街上，以拾菜叶为生。这时候母女二人已经上访十年。此后，赵亮陆续拍摄十年，镜头下的小娟从十来岁的小女孩逐渐长大，最后是一个嫁人生子的少妇。小娟随母亲出来时只有4岁，因为她的父亲在体检时被医院要求输营养液，然后猝然死亡，尸体被强行火化，死者被诊断为“脑溢血”。由于母亲坚持上访，小娟从小在马路边长大，失去了上学的可能。

　　2001年，小娟突然得知自己并非戚华英夫妇亲生，而戚曾拒绝小娟亲生父亲要求接她回家上学的要求。在小娟对母亲的爱恨交加中，和男友私奔，离开了北京，最终辗转回到江苏老家。小娟的回乡，带给老家的信访局长张某一次良机。他借机认小娟为干女儿，为她买衣服，安排工作，直至作为女方家长出现在她的婚礼上。转而，张某的事迹被大肆宣扬，出现在电视台、报纸上，甚至被拍成电影，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小娟的养父被判定是“脑溢血”，母亲被判定为“偏执狂”，而小娟则被说成是由张某抚养成人的。

　　赵亮的纪录片让我们目睹了真相。小娟生了孩子之后，重回北京寻找母亲。起初戚华英因为那些报道不肯原谅女儿，但最终亲情战胜了倔犟的性格，母女重新得以相认。小娟塞了钱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告别出门后，又在马路边捡了几个塑料瓶，重新折回母亲的住处送给她卖钱。小娟的这一折回，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细微但却良善的光芒。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刻，让那些“虚伪的感动”，直跌入烂泥之中。

　　《上访》的第三部分，名为“北京南站”，从老南站被拆前的最后一夜讲起，直到新南站建成。期间附近的上访村被夷为平地。我们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尚在襁褓中的孩子、饱经苦难的男男女女，没有自己的应许之地。按照片中一位律师的总结，访民由三种人构成：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被强拆的居民——都是一些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百姓。本来有“安全阀”与“安慰器”功能的信访制度，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

　　影片的最后，是上访村的一位房东，原本有些看不上访民的北京人，在自家房子被推倒之后，自己也成为了访民。正如于建嵘先生所说：“赵亮电影中，苦难的根源，是制度性，不是个人性。”在制度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访民。

　　那些上访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偏执。这种偏执来自漫长的上访之路，来自积蓄已久的冤屈，来自残暴不公的对待，也来自信仰——“村里腐败有乡里，乡里腐败有县里，县里腐败有市里……最后不行还有中央做主”。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仍然相信“公道”二字。如果说他们是异类，那么只是因为我们不信，而他们仍然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