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炫富”：拔一毛而利天下

　　东莞富豪刘伯权以私家直升机、汽艇追贼之后，有不少舆论称他有“炫富”之嫌。中国向来有“财不外露”的低调传统，似乎“炫富”就是个特别不应该的事儿。就事论事，追贼本来就是十万火急，当然是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这跟“炫富”不是一回事儿。再说，这位企业家在当地拥有直升机和游艇，也不是什么隐藏了许久的大新闻。外界也不能用“炫富”这个帽子打击见义勇为的积极性。

　　真正的“炫富”也不是这般炫法。中国王权政治历程中，大富大贵不是指高墙深院三妻四妾花天酒地，所谓“四海之内，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这就是说，有钱的永远是朝廷，是皇上。朝廷炫富，那真是令民间望尘莫及。跟汉文帝私交甚笃的邓通，人们常常拿他来比喻有钱人，即“邓通之财”。文帝能把铸钱的铜山赐他，我们见过现在有私人拥有造币厂吗？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国内文化遗产，基本就是历代朝廷炫富的结果。比如兵马俑、大运河、颐和园、长城、故宫等。哪个不是穷举国之力为之？颐和园原先是被毁了的，慈禧重修了一次，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可说是内外交困，这不影响人家在颐和园看戏。南京的阳山碑材，一块碑四十多米高，根本无法运到城里竖起来，现在还在那里躺着。朝廷炫富，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劳民伤财。

　　中国劳动人民的体力价值向来都很低，徭役还是不用付工钱的。每当有这样的大工程，全国人民就干两件事：一半人给另一半人做饭。而中国民间却是向来缺钱的。易子而食、插标卖身的故事史不绝书。民间的富人要么是官宦世家，要么是军功赐封，老老实实做生意发了财的，没有几例。即便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我们从《三言二拍》里看到情况是，都是低买高卖的小本生意，就是个辛苦钱。

　　真正靠做生意发大财的胡雪岩、沈万山等人，那都是官商勾结才赚出来的。民间没有钱，很难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也就很难向现代型社会过渡。改革开放，政策是鼓励大家赚钱的，至于现实状况让赚钱变得很难，那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层层敲诈的行政审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让做生意的显性和隐性成本都很高，所以真正不靠爹娘不靠祖上而成功的生意人并没有多少。

　　民间炫富的例子不是没有。民国时代，海上闻人杜月笙搞各种NGO救了不少人的命。他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今天上海的复旦大学、交大等学校，当初都曾受惠杜月笙不少。人家动辄就给学校捐个大楼，要么要出个几万块校点几套古书，要么买几千条枪来抗日。前年义乌有个生意人，天天给乞丐施粥，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谁料被叫停了。

　　总之，从历史上看，炫富的朝廷，后来都没什么好下场。藏富于民的意义远远高于藏富于官。共同富裕的意思不是说让国家和老百姓一起有钱，而是说让老百姓都有钱。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才会有钱。与这句话相类似的是胡适说的，每个人都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因为内需才是最重要的。要是什么高房价高物价压得老百姓不敢花钱，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面临转型和腾笼换鸟的时刻。我们老说美国有钱，其实美国政府穷的一塌糊涂，但是老百姓有钱，政府才不会担心经济问题。

　　我们是一个喜欢高大全的民族。动辄就当世第一，最高的最大的最雄伟的建筑最豪华的场馆都在我们这里。这是政府有钱的结果，若干年后也会成为文物，但百姓进去还要五十块的门票。但我们对此从来都是由衷赞美，没有想到如果让百姓有些闲钱，就不必用衬衣袜子换飞机了。一句话，我们不要担心民间有钱，民间有钱是大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等政府穷了，百姓富了，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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