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信用评级话语权不能靠肾上腺素

　　7月11日，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首批５０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主权信用信息。（据《经济参考报》）

　　从历史经验看，凡国人最在意者，乃首在于“自主”，次在于“第一”及“国际化”。11日，大公国际代表信用评级行业实现了“三花聚顶”。据报道，“我国本土的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在京发布了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据称是“世界首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消息的主角齐备三个要件，当然是遍布鲜花与掌声、歌声与微笑。

　　而大公国际也果然不负众望，亮相当日，一举将中国信用等级评定为“本币AA+、外币AAA”，卓然高于穆迪、标普和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同时更顺手端了三大评级机构的老巢——美国，给美国的信用等级评定为“本币AA、外币AA”，均低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确实既有初生牛犊的勇气，又有老谋深算的头脑，前途貌似相当远大。

　　而笔者也注意到，如今不仅大公国际已具代表特质，整个信用评级行业也被绑上了“民族号”战车——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兹事体大，事关经济金融乃至复兴和崛起。但需提醒的是，这种急躁冒进情绪更可能导致操之过急，并使得结果最终偏离预设目标。

　　一者，大公国际的国别信用评级虽然横空出世，但打破国际评级垄断却不是朝夕之功。从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三大评级机构确实饱受诟病。据说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给予了75%的的次级住房抵押债券AAA的高等级，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又据说，欧盟委员会也多次指责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下调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级别，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安情绪。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彼立可取而代之”。当前，确乎不少国家和地区都看到了信用评级的战略意义，欧盟、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纷纷制定法规，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但在国际市场中，信用评级行业对应的是庞大的资本输出能力，政府的扶持只能在一国乃至一个组织内部生效。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或资本输出能力无法比肩美国，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融资活动中，就不易撼动三大评级机构的江湖地位。

　　二者，信用评级行业的荣誉对应着责任，即使是国家和民族的咒语也不能成为免罪符。作为市场声誉的批发商，信用评级机构的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本土机构尤其要戒慎恐惧，力避自毁前程、授人以柄。事实上，四年前我国五大评级机构之一的上海远东即曾因“福禧短融券”事件引发市场质疑，给国内信用评级行业带来震荡。何况，从有效市场角度来看，信用评级行业也是正常人做的正常生意，指摘三大评级机构的同时，也要多想想孟子所谓“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我们在一门心思赶超国际评级机构同时，不妨循序渐进，先调低调门，争取国内投资者的充分认同。

　　三者，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要实现赶超战略，仅复制三大评级机构的模式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评级行业的收费机制为“发行人支付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发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而在我国，甚至还存在所谓“评级招标”的荒唐现象，如果我们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没能在运营模式上实现规范和创新，根本无法做到走出国门。今天三大评级机构犯过的错误，未来本土评级机构一样会犯，甚至可能更糟。届时，如果不仅未能实现所谓“掌控信用评级话语权”、“拥有最高信用等级”、“每年少支付数千亿美元利息”等宏伟愿景，反而是先吃外国人的亏，又吃自家人的亏，不知如今为大公一致叫好的人们又该情何以堪？

　　总而言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垄断力来自行业之外，是国家实力的写照，也可谓对应着国际经济旧制序。在我国法规体系不健全、公司债市场不发达、资本账户未开放、对外投资实力仍有限的情况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学习对手、培养人才的功课是必需的。抖机灵可以，但大可不必将民族主义做幌子自抬身价。何况，如今的国内评级公司，几乎或有三大评级机构参股，或曾与之有技术合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根正苗红的民族产业。

　　从此角度再回头看这份国际信用评级报告，固然胆气粗豪，却未免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