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加拿大多伦多20国集团峰会落下帷幕，各国元首打道回府。评论这样一个毫无结果的会议，令人感到味同嚼蜡。

　　当前西方国家采取一种新的应对经济危机政策——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从而分担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所产生的损失。

　　会议主办国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将分阶段落实可靠以及可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以便在符合各国国情的情况下，推行可持续性的财政预算”。外交辞令的背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总统曾经向各国散发文件，希望各国不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以拖延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但是，反馈的信息令他感到沮丧。来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坚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对于美国来说，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征收“货币税”，以维持本国经济的增长。可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由于实行货币统一化政策，各个国家只能依靠财政政策调控国家经济。即使出于维护欧元的信誉考虑，他们也不能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欧洲国家与美国似乎是在推行不同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遵循凯恩斯主义，而欧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它们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投入，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果政府带头花钱，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所以，必须勒紧裤腰带，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样做虽然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甚至会产生新的经济危机，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整个国家将会彻底破产。对于美国人来说，不管出现怎样的经济危机，只要能够输出货币，向其他国家发行美元，那么，就可以渡过难关。美国人现在面临的头等大事是尽可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财政政策，继续购买美元国债，从而维持美国经济的运转。

　　这是输出经济危机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美国人来说，通过发行货币向其他国家输出经济危机，从而缓解本国的经济问题；对于欧洲人来说，只能通过压缩财政开支，保持财政的基本稳定，从而渡过经济危机。无论是向外输出还是向内输出，都会产生新的经济危机。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愿意承担因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当作主要议题，希望中国政府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从而有利于他们转嫁经济危机。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看到此次多伦多会议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四面树敌。因此，中国领导人参加会议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恢复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实行可控制的浮动汇率。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受制于美国；同时又可以避免与欧洲国家直接对抗，从而增加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但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面临极大的风险。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在海外的外汇债权大幅度减少。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外汇，那么，就意味着必须购买其他货币，在欧元汇率不稳定的状态下，改变外汇结构不是最佳时机。

　　可以这样说，当前西方国家既不是采用凯恩斯主义，同时又不是采取新自由主义，而是采取一种新的应对经济危机政策——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从而分担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所产生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更像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成果，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出席这样的会议，可是，每一次会议都会给中国设置不必要的义务。这样的会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当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召开的7国峰会，旨在确定世界贸易发展的规则，协调彼此的立场，应对出现的经济危机。现在，扩大了的世界主要国家首脑会议，变成了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推卸自己责任的会议。与会国领导人信誓旦旦，承诺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可是，一旦触及到本国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转移话题。所谓财政货币政策，根本就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主要西方国家之所以把这一类问题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借助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输出经济危机，获取更多的利益。

　　讨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丝毫没有隔岸观火的感觉。在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美国政府将市场经济的“负面外部性”发挥到极致。欧洲一些国家为了搭上欧元顺风车，通过财务创新，掩盖国内非常严重的财政问题。现在，这种贼喊捉贼的游戏再也难以持续下去，于是，他们通过扩大会议规模，邀请一些发展中国家参加，帮助他们解决世界难题。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国际现象，它至少说明在国际经济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们应该受到重视，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黔驴技穷，他们企图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自身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既是我们的历史宿命，但同时也是我们所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持久；可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却背上了沉重的世界包袱，中国政府动辄免去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并且不得不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承担责任。如此发展下去，中国还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跳出历史的窠臼，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笔者看来，既然我们没有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权，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快实施进出口平衡的贸易政策，大幅度地减少外汇储备，通过改变贸易结构摆脱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笔者大胆地预言，在互联网络时代，货币的功能正在日渐萎缩，虚拟支付手段可能会代替传统的货币支付工具，只要中国彻底抛弃重商主义，不再寻求增加外汇储备，那么，即使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也不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