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级干部冯唐

　　后海以西，恭王府以北，沿着一条窄窄的胡同一直向前，可以到达这条胡同里唯一一户朱门高墙的标准四合院。

　　5月8日是一个周六，四合院厨房冰箱里塞了糕点巧克力、半冰箱罐装可乐、半冰箱罐装啤酒，厨房里有茶。院子里有两长溜椅子，需要服务则有钟点阿姨帮手。

　　这天聚会的主题是“文集发布会”。所以参与的人除了四合院主人的朋友，还来了不少记者。

　　主人冯唐是个作家，出版过四本长篇小说，一本杂文集。这一天发布的正是他一套五本的文集（新版）。

　　客人之一是王锋。这位《GQ》杂志的主编盛赞这位作者“写字狠”、“不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王锋从《时尚先生》跳槽到《GQ》时，带走的唯一一名专栏作者就是冯唐；当所有的《GQ》专栏文章都被夹在前大半本服装器物和后小半本故事特辑中间时，他又给这名作者留出了稀缺资源的最后一页。

　　另外一位客人是路金波。他是万榕书业的老板，除了郭敬明，全中国其它最畅销的那些作家如韩寒、安妮宝贝等都在他的旗下。冯唐领着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告诉他各间房的功用，最后带他登上跟其他朱漆木门的房间不同、由艾未未设计的、灰砖玻璃门的房顶天台。下到庭院中央，路金波问冯唐整座院子有多大，结果被告知足足325平米，半亩地。

　　路金波感叹了一句：可惜，不是靠写书挣来的。

    医学博士张海鹏

　　12年前，27岁的医学博士张海鹏充满挫败感。他从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大五时开始做科研实习，主攻卵巢癌。这种病症术后生存率低，三年下来，60多个病人死了一大半。多年以后，每当被人盘问为什么改行时，这是他的标准答案。

　　挫败感的另一个来源，是已经可以预计到，未来医生生涯的清苦。那是1990年代，“下海”、“全民经商”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大他几岁的哥哥们已经靠着倒卖各类商品一时暴富。协和又地处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东单王府井，跨出校门几百米，就能看见物欲横流。

　　两年后，医学博士张海鹏开始西装革履地出入位于北京CBD的嘉里中心大厦，在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上班了。

　　张海鹏家境普通。他的父母都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普通技术员，靠几百块死工资养大3个孩子。他家的房子不带厕所，他在大学食堂吃饭时会挣扎说要不要打肉菜，兜里的钱没超过过200块。他想让老妈住上带厕所的房子，想在请姑娘吃饭时点得起四菜一汤。他读过黄埔军校的舅舅建议说：乱世从军，宁世从商 —世道安稳时，靠从商过上舒坦日子、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张海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商科，但他知道舅舅说的没错。并且医科“太死板”，自己肯定不喜欢。他也打听过，商学院毕业后年薪能拿小十万美金，美国商学院也愿意招他这种没有商科和工作经历、一张白纸式的人。他掂量掂量了自己，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做事妥帖，读商科，毕业后混进医药企业应该没问题。

　　他考了托福和GMAT，托福满分，GMAT 750。申请了3所商学院：全美排名第一的沃顿（Wharton）、排名前十的杜克（Duke）、排名二十的埃默里（Emory）。三家都发来 OAffer，他选了Emory，那里可以免去他所有学费。

　　2000年，张海鹏MBA毕业。运气不错，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的膨胀期，不少雇员辞职投身.com业，以往只在前五名商学院招人的麦肯锡当年扩大了招收范围，也上Emory这种排20来名的商学院招人。张海鹏的五轮麦肯锡面试进行得很顺畅。

　　直到数年后，他自己作为面试官，提出“算算杭州‘印象西湖’一个月门票销售额能达多少”这样的问题时，才发现绝大多数人算出的数字跟实际相差离谱—面试者们要么思路不清晰，要么缺乏“一张门票能卖多少钱”的这类常识—他算这笔帐时，误差不到10%。当年Emory有180个毕业生，麦肯锡录用了不到5人。

    麦肯锡合作人张海鹏

　　2008年时，张海鹏名片上的职衔已经变为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肯锡能升到这个职位的人本来就只有大约一成，张海鹏又只累计花了6年时间，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两年。

　　龚晓明一个多月前见了一次张海鹏。张海鹏听说他的这位大学同学要去大理，力邀他住自己那儿—张海鹏在大理买了房。龚晓明如今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副教授、主力医师，衣食无忧，又因为被病人尊重而能时常产生职业成就感。但坐在协和医院10来平米大、放了一张上下铺铁架床和两张桌子就不太转得开身的医生休息室里，龚晓明还是感叹，自己不过是努力挣扎向上的普通人，“还是那小子有钱啊。”

　　麦肯锡的工作多少有点像特种兵。它依靠为企业解决管理上的难题收费，而它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短时间内做足够多访谈，搜集足够多数据，做大量分析，来找出结论。

　　张海鹏觉得自己没选错—他喜欢这份工作。头一两年当咨询顾问时，他时常要做一些例如“中国大型企业怎样管理资金”、“中国大型行业改革开放后的主要趋势”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分析。不过，越是上不了手的分析，他越想找出上手的办法—“可能是天生喜欢”。

　　但这份工作也足够忙。像所有麦肯锡人一样，作咨询顾问的头一年里，张海鹏每周工作90小时，没在晚上两点前睡过，忙得上厕所时也要同时回短信。领着他做项目、开办了麦肯锡中国办公室的那位资深导师则不同：他语速不徐不急，常年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一身腱子肉，高尔夫常年维持在80杆以下的水平，“可能是麦肯锡最懒的人之一。”

　　“懒人”这个标签之后也成功地被贴到张海鹏身上。当他干了一年多升为初级项目经理后，他已经可以保证每天都在晚上一点前睡，早上七八点起。而包括徐海在内的绝大多数麦肯锡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周末补觉，没有多余时间。

　　徐海从2002年初第一次跟着张海鹏做项目到现在，跟张海鹏相识8年多。“他能不干活儿就不干活儿，能交给别人干就交给别人干。举个例子？他就经常把一些屁活儿交给我干啊。”徐海说，“大懒支小懒嘛。”

　　直到2003年在飞机上遇到当时招商局国际的CEO，对方此后邀请他加盟时，张海鹏还没动过跳槽的念头。他已经以正常的升迁速度成长为一名称职的项目经理。他不仅善于派活儿，也能考虑组员的利益，给予指点帮助成长；他每天和每周回顾项目进展情况，能够控制进度准时交货。他以三四个月一个的速度在3年内干了小十个项目，觉得颇有乐趣、见识大长。指点江山的感觉很不错，只是，他从未真正在企业工作过。

　　当时徐海也打算跳槽。在一起吃饭时，张海鹏把职位、薪水等四五项指标一条条摆出来，逐一分析利弊。考虑了几个月后，张海鹏决定去招商局，除了薪水职位不错外，主要是因为“想有更多经历”。

　　一年多后，招聘自己的CEO离职了，张海鹏也随之离开招商局，回到麦肯锡。2006年底，当他按正常速度升为资深项目经理，开始更多地接触客户高层时，招商局经历带来的好处很快显现出来。

　　徐海之后也回到麦肯锡，2007年作为项目经理跟张海鹏再次合作。他诧异于此时客户对张的极度信任。5年前他们第一次合作时，张海鹏已经很招客户喜欢，但这一次，客户对他的喜欢已经修炼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徐海用漂亮姑娘和红颜知己来比喻前后状况的巨大区别：最开始客户是觉得这小伙子能干，是像欣赏漂亮姑娘那种喜欢；之后则更像soul mate，会告诉他自己的困惑，聆听他的意见。

　　在麦肯锡内部有一个公认张海鹏做得最好的项目，他跟该客户的三四名最高层建立了极好的关系和互信，结果这家客户成了张海鹏的长期客户，每年都有多达三五个项目给他做。“即使在整个麦肯锡中国，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徐海说。张海鹏就此坐上了职场直升机，从2006年底任资深项目经理，到升为副董事合伙人、董事合伙人，只用了大概一年半。

　　麦肯锡有个关于信任的公式：信任=可靠性×资质能力×亲近程度/自我取向。徐海认为赢得客户信任的关键，也是张海鹏相较其他麦肯锡人最大的特点，是“更贴近客户的实际”、“更理解生意人的心思”、能“设身处地地为客户着想”、“没有太多自我”。

　　但张海鹏说，进麦肯锡前，80%的本事自己已经有了。这跟他第一次读MBA案例时情形没什么两样。

    张海鹏和冯唐

　　1998年夏末，张海鹏来到Emory，翻开MBA企业案例开始研读时，脸上忍不住要闪过一丝微笑：少年时读过的二十四史在他脑子里翻腾而过，相较之下，企业案例不仅熟悉，而且“特别小儿科”。自己原以为高深的商科原来不过尔尔，分析起案例，他觉得自己比他那些平均工作过6年的MBA同学想得明白。

　　他的这门本事始于1980年代。当时没有电视电脑，缺少干扰，作为一个学业压力比其他地方都轻的北京学生，张海鹏最大的乐趣是每晚吃完饭一抹嘴，开始看书。他一开始看古龙、金庸，后来看《三言二拍》之类的明清小说，再后来开始读史。他看得慢，每天三五十页，开始不过是看看历史故事，但慢慢琢磨，似乎能从中看出世界运转的道理。这让他着迷。

　　读初一时，根据顾颉刚这类前辈大家书理的建议，他在日记本上列出了阅读的三期目标：先读完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再读前四史和老庄孔孟，远期目标是通读三千册二十四史。

　　张海鹏老妈在当地颇有号召力，常帮邻里解决纷争，张听着他老妈细述诸事原委、当事人的逻辑、各种解决方案的优劣，再回头想想史书里众人在朝堂上的种种讨论，之后再翻起《资治通鉴》，“是战是和，是用王二还是用李三，掩卷思量，洞若观火。继续看下去，按我的建议做的君王都兵强马壮，没按我建议做的，都垂泪对宫娥。”

　　很有可能是“胸有韬略”帮张海鹏成了西装革履的合伙人，让他解决了“优质”生活问题，也让他有了成就感……这真的就是成就感吗？

　　很难还原张海鹏最初的想法，积累，或者水到渠成？龚晓明如今回想起来，认为张海鹏早有当作家的预谋。他从大一军训就发现，张海鹏不是在看跟专业没有丁点关系的古书，就是在读英文小说，而且常年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不知道在记些什么。

　　这个预谋开始得比龚晓明所知的更早。因为看鲁迅说过，自己读过100部英文小说后，就对小说的语言、写法、结构了然于胸，张海鹏从高中开始，按照美国现代图书馆出过的一张最佳英文小说的书单，开始读海明威、狄更斯、奥斯汀的英文长篇。接着读周作人、曹聚仁、梁实秋等人的书评，从中获得指导。他上学期间总共读了70多本英文长篇，“功夫比鲁迅下得狠”，因为后来发现，鲁迅读过的100部小说还包括短篇和中篇。
　　不管是鲁迅还是舅舅，说得对，张海鹏就会听。

　　十多年后，他离开北京去香港任职，书装满了44个大纸箱，堆进一间十几平米的空房里，码了3层。藏书总计5000来本，其中有2000来本古文书，500来本外国文艺书，现代社科文艺书加上MBA教材有1000来本。

　　在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来看，写作没有才华不行，但“这个世界上才华有得是”。假如了解史蒂芬·金的成名之路，则会发现他的写作历程最初由一连串的退稿和屡败屡战组成。十七八岁时，张海鹏写过一本手稿达300多页的长篇小说；他每天记日记，中学时代记了8本；此后一直保持记录的习惯，积攒了几十个笔记本。

　　到1999年的MBA暑假在医疗设备公司BD实习时，张海鹏下班后百无聊赖，前尘往事涌上心头，开始写一本描述医学院生活的小说。他元气充沛滔滔不绝，一个自然段能写出两页纸长，很像他喜欢的亨利·米勒。把这本小说拆解开，其中大量部件是各种读协和时的段子。他把写了一半的小说拿给几个朋友看。他的下铺张炜，看了一夜后致电他说，恍如昨日重现；他的发小、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庄新宇把这本小说推荐给了出版人石涛。石涛做火过石康和一本叫《格调》的书，他打电话告诉张海鹏：写完它。

　　虽然年少时在写作上花过许多精力，但张海鹏不承认起过当作家的雄心。他当时认为以后还是得“读正经书、做正经事”，去奔父母们所说的前途—而前途是一条康庄大道，不是一扇窄门。但在忙得四脚朝天好不容易放假的 2000年末，他还是闭门写完了那本小说的后半本，给自己起了个叫冯唐的笔名，放狠话要“用文字打败时间”。

　　在之后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常年处于睡不够的状态的十年间，他开会时摊开笔记本，左2/3记正经事，右1/3记各类趣事和灵光一闪；他在等飞机的间隙里写构思，把年假攒起来写长篇；他以三四周一篇杂文、两三年一本小说的速度写作，从没间断过。

　　“如果你小时候会背两首唐诗就说以后想当李白，那是有病。那些目标啊，太遥远了，先享受你手上正在做的能享受的东西，假如你喜欢踢球，少想点儿，多踢点儿。”如今他已经以冯唐的笔名名动江湖，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很可能你那点儿才气就比普通人多一点，但是一点一点来嘛。比如在学校你踢得最好，就被选进市里了，市里最好就出国了，慢慢就成了嘛，过去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张海鹏收获了冯唐。

　　出版商路金波评论说，按销量论，冯唐属于第二梯队，比不上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这类百万销量级别的作家，销量也比慕容雪村稍差，“每本大概卖个五万十万”。但他的书长卖长销，其中最多的再版过5次，最少的再版过2次。他最近几年写的专栏也即将集结出版。

　　如今谈到人生时，张海鹏，也就是冯唐，习惯拿做企业来打比方：比如一家公司是否要做一项新业务，无非看市场有多大、增长有多快、竞争对手强不强、这笔投入的风险自己能不能承受。“人生也差不多，关键决定就那些，”他回忆起往昔，觉得每个学习阶段，班上都有一两个比自己聪明百倍的人，但最终大多成绩平平，“很多很多聪明人是大决定做得不好，想得太多了”，而自己则习惯“做事儿拎重点，做大决定”。

    四合院主人冯唐

　　新版文集发布会上，冯唐礼数周全，总以微微躬身向前的谦和姿态示人，无论是否认识、对方什么身份，一概迎到门口与人握手微笑；他给来客端茶倒水，泡茶时放大把茶叶。在记者散场、朋友们聚会的晚餐上，他注意照顾所有人，在十几人坐成一长溜的餐桌上，他从最左头挪到中间再坐到最右手，即便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编辑，他也跟他们低语长谈，举杯碰酒。

　　他甚至并不口齿伶俐。饭后聊天时，冯唐多数时间只是闭嘴旁听，即便当他试图讲一个感人至深的电影时，听众们也因为他表述不清而数次打断，并哄笑他“以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不知道怎么混成了作家”。想要搞热气氛时，他的小伎俩只是使用某种听不出具体地域的外地口音说话，或者大喊一声“植物大战僵尸”，始终带点羞涩，更让人觉得诚恳。

　　他谨慎。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想出版其小说《北京，北京》时，冯唐没追问印数和稿费，除了要限定授权期限外，只提了一个要求：书要做得好看。可惜这本小说的台湾版名字最终改为“三日，十四夜”，封面被两条着黑丝袜的女性腿部占满。大块文化跟冯唐谈引进版权的徐淑卿说自己对此惴惴不安，但冯唐从未追问她这件事。当别人问他对台湾版封面怎么看时，他不接话；谈到的事情一旦涉及其他人，他一概隐去名字不谈。问到他欣赏什么价值观时，他说“照顾别人”，而照顾别人首先是“不给人添麻烦”。

　　他有名、有礼，又总是主动埋单，文艺圈所有的饭局都向他张开怀抱。路金波忍不住要再三揶揄他，“冯唐老师老这么谦谦君子的，太假了，像朵塑料花。”毕竟，他现实中的样子跟他书里牛哄哄的毒嘴形象相差太远。

　　冯唐坐在旁边谦和地笑着，还是不接话。

　　有时他也用诚恳的语气，说一些按中国人看来内容不够谦逊的话，比如王朔“天赋真好”但“学养太差”；比如中国古文好的篇章实在太少；比如自己在文学小圈子里“挺有地位”，写的第一本书就被鲁迅文学院作为学习范本。

　　只有在极少数时间，他才会显露出自傲来。在问到为什么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没杂文好看时，他立马回答“多数人不懂怎么看小说”；他说自己从没接受过3小时以上的采访，挥着一篇联想的文章反问：“元庆能给人3小时采访？那不是闲得嘛！”

　　他一再强调运气对自己成功的重要性，在实在被逼问到不行，才勉强挤出一个回答说：“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下过苦功的，我这么多日子这么多时间都没有荒废—荒废是指无所事事，不创造什么，没有切身感触。”

　　如今，收入对他不是个问题。去年年中他受一家上市国企董事长之邀，离开麦肯锡，去这家总资产超过4000亿的大公司任战略管理部副总。

　　他在这家企业的内刊中写文章自陈说，工资比在麦肯锡少一半。但自己这次跳槽主要是想要更多的“impact”—以前当咨询顾问时，总会有些项目企业未能推进执行，他希望能真正在企业里把事情做成。他跑了这家企业下属的30多个分支，跟各类岗位背景的人打交道，说自己“每天好像都在学习，每天都有体会，每天拍案惊奇，几乎很少烦闷。”

　　最近，他又升任为这家国企的战略管理部总经理。

　　在文艺圈的朋友聚会时，他有时也会拿出自己的新身份消遣一下自己：现在我应该算是个局级干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