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食堂充满阳光

　　几个朋友都选宋朝，理由是：宋朝不讲家世背景，只要把书读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读书人地位高，赵宋一朝有不杀大臣的家训，曾有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语。

　　不过，当皇权温柔、读书人觉得大有可为的时候，为了得君行道，大伙竟斗得异常彪悍。无论是经学家、理学家，还是普通的士大夫官僚，都免不了党同伐异、甚至赶尽杀绝。

　　虽然开口闭口都是道学，士大夫寡廉鲜耻之辈却多如江鲫，理学高士闻见利欲即折腰趋之。南宋的韩丞相到园子里喝酒，刚说了一句“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那边厢草丛里就有工部侍郎趴下身来学狗叫，真要把人幽默死了。

　　这个段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朱熹对宋朝教育制度的批评，“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基本属于全面否定。印在报纸上做社论，用来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倒也蛮合适的。

　　老朱素来反对事功之说，“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学子不该重史轻经（也就是说司马迁等人的书不宜多看，与俗语“老不看三国”的意思差不多）。而今，哪里寻不计其功之人？谁人做不计其功之事？真真是一盆水，湿了众人脚，同唱天涯沦落人。

　　也不怪朱熹火力太猛，即便所谓汉唐盛世在他眼中，亦是天理不行而行人欲。但我却想，既如此，因何说“满街都是圣人”呢？倒不如说“人人皆具罪性”。 即便如朱熹，亦有意气之争、避讳之处、世故考量。凡人一味自己做功夫，曰敬曰诚，终不抵一念之恶，瞬间冲决。

　　且看朱熹与陆九渊之争。陆固然别出心学，灵气稍胜，但宗师味儿却较朱熹略逊一筹。老朱眼界之开阔一时无两，“天下无书不是合读底，无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个书不读，这里便缺此一书之理；一件事不做，这里便缺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当理会。一物不理会，这里便缺此一物之理”，“读书着意玩味，方可见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哪个嗜书之人不被这些话打动？

　　但朱熹也因此被陆九渊批为学问“支离琐碎”，后来的王阳明也是这个调子，说朱熹早年胸怀太大，涉猎过多，忙于著述，晚年想修正也来不及了。在陆的刺激下，朱熹强调尊德性与道学问的统一，所谓“敬知双修”。晚年在庆元党禁的社会现实教育下，尤其注重“功夫全在行上”。可见，程朱与陆王，都是在一个食堂吃饭的人，只是自己找窗口各排各队而已。

　　儒以一物不知为耻，而源自希腊的理性精神经过近代人本主义的发扬，更是满世界摧城拔寨。但在攻克己身方面，却是一样的乏善可陈。

　　尽管王阳明认识到人性之顽梗，“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要求弟子修身立命应“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这份对人性恶的警惕，或可归入张灏先生所说的儒学的“幽暗意识”，与西方犹太、基督文化中“罪”的概念对话。但阳明心学将“人人可当圣人”具体化为率性，不拘一格成圣人，也怪不得后辈们修为不及老师，恣肆狂妄却时有过之。晚明社会的道德状况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如水泼地、无可收拾的地步，非一二子但凭人力所能挽。

　　这才有徐光启对宋明理学失望之极，认识了利马窦，终于另起炉灶开火，转信天主，形而上是希望能补儒易佛，形而下是希望能格物致知，修身事天，为上海滩留下了一处叫做“徐家汇”的地方。

　　回到咱家食堂里，我且权将“圣人”当做一读书人吧，且是一认真的呆子，因为他不仅读书，还自认为能凭借自我约束身体力行。然而纵使你自己行得出，又如何保证众人行得出，即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儒家的软肋在于，如果他放弃了圣人情结，他还是儒吗？然而，人神之辨却不可不查，人当时时警醒，不可如神，亦不能如神。对教育以及媒体进行规制的一大成果，就是使一干凡夫俗子无从明晰人神之分，将超验的崇拜情感投注在本应由他们决定是否称职的人物身上。

　　古之所谓道德，今之所谓文化，英雄崇拜与革命崇拜，一层窗户纸捅破，便露出食堂里的一屋子锅碗瓢盆、破烂家什。正如我们的历史书中无论归纳出多少株宋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实却是我们今日不得不接受的这一个初级阶段的当代史。自家田里的苗，早晚要结实要收割，多少秕谷多少糠，想想收成的那日，或许心态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