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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84》,我的遗憾和评价

来源:新京报 作者:林少华
2010年06月02日11:32

  5月25日,村上春树的《1Q84》首发,这本已经被持续关注一年多的书,现在终于露出真容了。翻译了绝大多数村上作品的翻译家林少华日前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读者看到的不是“林译《1Q84》”,他觉得很遗憾。本文,他谈了自己的遗憾和对《1Q84》的评价。

  1 人生总要有遗憾。没有遗憾,就不成其为人生。我很欣赏清代重臣陈宏谋的三句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何况,我自己正处于“转型期”———由翻译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过渡。作为初步成果,年初出了两本小书:《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和散文集《乡愁与良知》。同时,我也没有完全中止村上文学的翻译,最近刚刚校完村上以奥姆真理教为题材的纪实文学《地下世界》(或译《地下》)。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老实承认,错过翻译《1Q84》对我是个遗憾。我惟一可以用来辩解或自慰的是:此事责任不在我。

  2 村上春树的《1Q84》我看的是日文。日文原作是三卷本。上个月中旬在日本出版的第三卷我还没有看完,所以只能就第一、二卷略谈几句。

  关于创作起因,村上在小说出版后不久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了两点,一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六十年前出版的《一九八四》,一是1995年3月造成 3800人死伤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除此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那就是村上1968年上大学后参加的由反对“安保”(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引发的震撼整个日本的学潮。这在《挪威的森林》有所提及。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他四十年来始终思考的一场亲历事件。总的说来,可以认为《1Q84》是作者在世界语境下对当今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总结性认识,以及通过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对于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

  尽管村上本人宣称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开发“新的语言系统”,但我认为,就风格或文体而言,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尤其同中期的《奇鸟行状录》和后期的《海边的卡夫卡》相比,感觉不出明显区别。不仅如此,有的出场人物语气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如《1Q84》中的邪教头目深田保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1Q84》中的牛河和《奇鸟行状录》中的牛河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当然不同也是有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是人称变了,转而采用第三人称,因此有了更多的视角和机动性。 

  3 日本报纸总体上对《1Q84》持肯定态度。如《朝日新闻》称赞这部作品是“集迄今代表作要素之大成的长篇”,是“追究奥威尔《一九八四》式思想管制的恐怖和本源恶的现实批判小说。”小说主题在于对善恶定义及其界线的重新审视和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围绕善恶的一义性价值观彻底抵抗的姿态”,探讨“善恶界线崩毁后世界上的幸福的绝对性”。

  相比之下,学者的看法则更多地带有批判性。如宗教学者岛田裕巳借用2009年2月15日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所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提出尖锐的批评:“村上在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写《地下世界》的阶段,在后记中通过个性化‘奥姆论’对麻原彰晃或麻原性质的东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经过十几年之后,他好像不再或已不能单纯地批判邪教团体(cult)的教主了。莫如说,作为《1Q84》整体气氛,对邪教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共感’。村上这个人到底是这一边的人还是那一边的人?”村上以高墙和鸡蛋为喻表明自己作为文学家不站在政治强者一边而站在弱者一边,“然而他在小说中所写的似乎背叛了这一点。”

  村上本人对《1Q84》感到“十分满意”,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在接近他所追求的妥斯陀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综合小说”。对写作艺术本身也怀有充分的自信:“每一部作品我都开发出了自己特有的新的语言系统。这次用第三人称写,也是因为我想用这部大长篇尝试新的表现方法。作为结果,我感到世界扩大了,很高兴”。也就是说,在《1Q84》中,村上一如既往地在语言或文体方面刻意创新。

  顺便提一下。他在《1Q84》即将出版前有一段表述颇具特色:“将现实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能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尽可能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 

  3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离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

  毫无疑问,《1Q84》对于村上又是一个转折点。作为学者或研究者,我更为关注的是:一、作者十几年前在《奇鸟行状录》和《地下世界》中拔出的刀,为什么在这里悄悄放下了?二、以前基本属于正面、至少中性的“中国元素”,为什么在这里变成负面的了?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节制和理性的审视态度。起码,未必适合跟风“炒作”。

(责任编辑:pengfe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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