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门 郭台铭苍白的自辩

郭台铭在哪里，并不重要。一个简短的回应不足以消除这种印象：郭台铭在以中国特有的方式面对危机。那就是沉默。富士康限制记者进入它规模庞大的厂区，也不让外界了解事件处理的细节。郭台铭似乎笃信：保密将消磨外界的好奇心，而时间会让人们忘记一切。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代工制度的一部分。

第八起员工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从五台山请来和尚，举行了祈福法会。但接下来是第九起和第十起。很多人开始问：郭台铭在哪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和媒体不知道郭台铭在哪里。有报道说，今年他将迎来第二个孩子。他也许正陪伴着怀孕的妻子，憧憬新生命诞生的欢喜。

那些从富士康的宿舍楼上跳下去的年轻生命，同样给这个世界带来过憧憬和欢喜。但这一切提前划上了句号，还把“代工之王”卷入了危机。

为富士康辩护的人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跳楼事件，也都不忘先否认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他们的理由不难理解。和其他企业相比，富士康为员工提供了更正规的合同、更高的报酬、更好的福利，年轻人仍然聚集在富士康工厂的门口，等待加入这家公司。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遍布中国的代工企业，哪一家敢说自己不是呢？

最潮的电子产品：苹果的手机、惠普的电脑、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手机，源源不断地从富士康的工厂运向世界。2008年出口额达55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3.9%——没有半军事化的管理、令人崩溃的高强度劳动、以加班工资为主要来源的收入结构，没有统统这些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之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何而来？那些辉煌的数字从何而来？印度的人力资源同样丰富，却没有“代工之王”，秘密不就在这里吗？

尽管业绩辉煌，郭台铭向来都很低调，“十连跳”没改变这个习惯。5月24日，他第一次回应事件，语言俭省到了极点：“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他说，“我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况稳住”。人们也希望如此，但现实无视却我们的意愿，悲剧继续在上演。25日，“第十一跳”发生了。

有人给郭台铭写信，鼓励他顶住压力，把富士康的经营管理之道坚持下去。“作为您在华人电子业界千万粉丝的一员”，写信的人说，“我希望您不要过于忧伤和担心，因为大家相信一切总会过去。”

接下来，他道出了很多人真正的想法：“讲求纪律、内部竞争、控制成本其实也正是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华人企业可以迅速崛起于世界的制胜法宝，如果放弃，等于自废武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的例子是电影《2012》：政客和富豪们乘坐的方舟，正是“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中国人制造的。

科幻电影中的世界并不虚幻，而是反映了现实中真实和深刻的偏见。如果真有世界末日，当然，只有中国工人能够按时交出代加工的产品，但不是因为他们“吃苦耐劳、严守纪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世界末日要到来。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在等着发加班工资吧。

经济学家为富士康所作的辩护看上去严正得多。身逢全球化，一个劳动力富裕而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是发展经济的必经阶段和不二之选。企业家——包括他们为压低报价和提高竞争力而创造出的企业管理学，仅仅是遵循了客观规律。

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环境污染、工伤和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让人伤感，但不可避免，这有统计学上的现成解释予以支持。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早些时候已经出台，5个月内10人跳楼没有异常之处，“富士康员工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的说法不胫而走。

对盛世最不吝赞美的张五常教授反对最低工资，反对《劳动合同法》，因为那限制了雇主的自由，会减少就业机会。他常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证明穷人需要的恰恰是机会，而不是最低工资。

他并非不知道这里的逻辑有漏洞：对进了富士康和准备进富士康的那些年轻人来说，选择的机会在哪里？他们面对的选择题如此霸道：A：富士康（带着它全部的“血汗”属性）；B：其他代工企业（报酬更低、合同更不规范、福利更少）。你怎么选？教授只是假装不知道。

这些霸道的选择题存在已久，抹杀了一切像张教授和他幸运的弟子们那样改变命运的可能，让年轻一代备感绝望。在富士康的高墙内外，这样的绝望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送上了绝路。

郭台铭在哪里，并不重要。一个简短的回应不足以消除这种印象：郭台铭在以中国特有的方式面对危机。那就是沉默。富士康限制记者进入它规模庞大的厂区，也不让外界了解事件处理的细节。郭台铭似乎笃信：保密将消磨外界的好奇心，而时间会让人们忘记一切。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代工制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