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猴子咬死的幸运的独裁者

    匆匆读完杨奎松先生的新著（准确说是旧著新版）《“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真有一种抚书而叹之感。在去年的六十周年庆典时期，书籍、媒体纷纷以1949年为题，从各种角度解读中共何以夺得江山、国民党何以失去天下的历史原因。但是，认真看下来，无论是对史料的揭秘或对史观的阐释，这些著述中的大部分都难出新意，亦乏深意。虽然，应时之需固然是一种制约，但是在学术知性与价值常识上的孱弱恐怕是更内在的原因。许多著述无论以何种角度切入、具体结论为何，其史观一仍其旧，都是历史必然论的新瓶旧酒。而杨奎松的这本大著虽然谈的是内外因素中的复杂作用，特别是国际大环境的重要影响，核心思想是要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等），但是其在史观上更重要的作用是打破必然论的迷思，指出偶然性因素往往会起着关键作用。在短短的“再版序”中，对“偶然性”的论述是紧接在这样的问题之后：“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的回答是，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革命时代里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和成为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马克思的这句关于历史偶然性的名言我们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读马列著作运动中就耳熟能详，但是却根本没有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历史观；相反，似乎谈偶然性会使历史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谈必然性则使历史变得可以理解与接受，这真是颠倒了过来。

　　杨奎松在这篇“再版序”的最后指出：“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此话说得很对，而且有其可以圈点之笔：以幸运论作为对偶然性的补充，使历史中的人物命运更具有真实性。这是因为，许多历史的真相都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英国历史学家John H．Arnold的《历史之源》（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说出真相”，虽然作者认为很难同意认为历史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但这些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关注于讲‘故事’”，而应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偶然性中很可能隐藏着众多的真相。而对于辉格党人式的必然论者来说，要建构一种历史神话就必先遮蔽偶然性中的真相。事实上，在历史的进程中因偶然事件而导致的巨大变化的事例确有不少。例如，1920年秋天，希腊国王亚力山大被他养着玩的一只猴子咬了一口而死去，这个偶然的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以至于温斯顿·丘吉尔形象地说：“二十五万人死于这只猴子咬的这一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位没被猴子咬死的幸运的独裁者在日后又会使多少人无辜丧命。又例如，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 “人们能预见一次革命或一次战争，但没法预见秋天出去打野鸭子的后果。”他指的是192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到沼泽地去打野鸭子不慎着凉，导致连续几个月的发高烧，使他在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党内斗争中失去了战斗力。

　　然而，对于杨奎松后面的那句话我还有一点不同想法。我认为后世的政治家在其内心未必真的会以为或相信是理念原则引导了革命的成功，而毋宁说他们只是希望人们相信这种史观，而他们自己则无时不在祈求幸运的降临。在我看来，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悲剧：历史上常见的是人民被捆绑劫持在空洞的理念原则的战车上，而权势者则以利益原则作为塑造自身命运的唯一指引，其余的“哪管它洪水滔天”。

　　近日与友朋闲聊中曾听到一个话题：当下学人中不乏以国策之士自居者，颇有追随外国某家某派以学生门墙影响时政之愿；而其出类拔萃者更有尚武言兵之志。听完之后，一时间我竟有一种时光倒流之感，仿佛回到民国初期文人谈兵、议论军阀的岁月。继而想到，当学者们在大国崛起论的氛围中谈兵论政，对于动辄轻言“亮剑”之思实在不可掉以轻心。在百年国史研究中，对军阀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一直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然而在其学术话语之外，仍须辨析在书斋与现实之间或明或暗的思想潜流。

　　去年在台湾访学时曾读过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洪陆训等合译，时英出版社，2006年7月），不知大陆是否也有译本，该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军事政治学的经典之作。亨廷顿认为，应该发展和加强军事专业主义，使文治统领军事；而所谓的统领，并非把文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军人，而是使其在专业的、中立的空间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以通俗的话说，他的大意就是军人应该低头研习军事，无须抬头窥测政治。此论当然招致不少批评，我也认为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希望军事的归军事是不可能的；而所有争论的焦点都围绕着文武关系而展开，这才是真正具有深刻意义的。接下来再读到徐勇的《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10月），该书以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史料以及中日比较研究的角度，在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寻根究源地梳理了“军阀”概念与话语系统的由来及其与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的关系。作者在该书第五章“南北军政关系整合与政党领军模式确立”中经过对民国南北方政军模式发展的深入考察，指出“军队党化的推进，即是武装力量的中央化、国家化的进程。概言之，有了党化的军队，就有了军队的国家化，哪怕这是消除战乱后的第一步”（第417页）。作者最后说，更需要将国共两党的历史综合起来考察，“这是比较与研究国共两党的‘党军体制’及‘党枪原则’的核心意义” （同上）。我相信在这里的确潜藏着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