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富士康最近发生的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作为一个曾经的打工者，我不认为我的经验够用。时移世易，工人已经换了一代人了，我也不曾在富士康那么大规模的工厂呆过。就我所了解的信息，远不足以让我得出自认为靠谱的结论。

在模糊和困顿的现实面前，不禁让我想起自己初去广东的一幕。后来进了东莞虎门的一家工厂，一呆就是四年。现在想来，那时总是天色昏黄，空气闷热，心绪烦躁。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工厂的生活就是吃饭、上班、睡觉。如果是上夜班，连太阳都看不到（中午往往懒得起床吃饭），想起曹禺在《日出》中写的：“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觉了。”电镀分厂的工友们更辛苦，因为电镀有毒，他们四个小时倒一次班，连完整的八小时睡眠都没有。时间的积累能留下什么呢？我是铣工，工作经验还算有点用，而对流水线的工人来说，干了十年和干了半年并无明显区别。

抱怨和控诉是不合适的。我进这家工厂的时候，我的几个好朋友（高中同学）还在到处找工作，拖着蛇皮袋，穷得会在下午走几里路回到早上看到的某个水龙头去喝水。从几个人一起找工作，到各自流散。一个朋友曾经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干了两个月，累得在另外一个朋友去找他的时候，“啊”了一声却说不出话来，他说长时间不说话已经忘了该怎么说话了。就这样，走的时候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

那时还是不安分，满脑子都想着怎么离开工厂。进厂一年多以后开始参加自考，那时候我们晚上7点到9点还要加班，领导对我很好，让我不用加班了，好好准备考试。每天晚上7点，去附近一家祠堂看书，那里改建成了一个图书馆，9点再回来。两年后考完，拿到毕业证书没多久就辞职了，我跟自己说再也不要干这一行。说实在的，这个毕业证书没怎么派上用场，我失业了整整一年，才在一个书店找到了一份营业员的工作。一年多后，朋友把我叫去了北京做图书编辑。又过了一年多，另外一个朋友又介绍我去做新闻。到现在，工厂生活离我整十年了。

必须承认老天爷待我不薄：从农村出来，在北京安家，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成功人士总是谦逊地说“成功？我才刚起步”的时代，我觉得我自己是“成功”的，我是那节车厢里的幸运儿。于是在“中国青年的出路”这个语境下，我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成功” 能说明什么？我是一个极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全部，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有太多的不可复制。我是堂姐带到广东的，每到危急时刻，我都可以去找她—很多人，没有这么一个堂姐。我有一门技术—很多人没有。我碰到了一个好领导，允许我不加班去学习—很多人碰不到这样的领导。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在关键时刻扶我一把—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是种种，任何一个环节断了，昨日之我不会变成今日之我。我反对美化过去，也不想诗化自己的经历。

客观地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我和我的朋友为例，我们没有一个回到了农村，都在城市安定下来了：生活不容易，但不至于过不下去。

如果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谈经验教训，我更愿意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在我看来，出去打工，有一门技术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在珠三角、长三角，技术工人仍然供不应求；而如果你去问流水线上工人，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愿望是学一门技术。）。可在这些年轻人走出去之前，我们的教育没有跟上，我们国家的技校数量远远不足，得到的扶持也远远不够—办所像样的技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台好的机床就要几十万。而当他们真的进了工厂，上了流水线，就更难了，没钱没时间。

对于企业来说，培训流水线员工完全不符合经济理性—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市场失灵，政府就得补位，工业区都很集中，政府补贴多办些技校，很难吗？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比印度发展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比印度搞得好，这一点为政者好好记住。教育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方式。我还记得，晚上9点，从那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出来，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往往很平静。

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上升的渠道虽然很窄，但也没有完全封闭。人被异化是现代社会内在的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有大的改变；而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富士康可谓其象征），在短时间内，恐怕也不会改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大部分人还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技术性的微小改进。

不绝望也不诗化，不回避也不夸大，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