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国民待遇为何被“流产”

　　外地人再去云南省昆明市，如果没有居住证，就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这是刚刚结束公示的《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中规定的内容。该草案的公示期虽然已经过去，但草案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5月8日《中国青年报》）

　　这又是一桩流动人口遭遇“非国民待遇”的政策事件。根据这份草案的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单位招用、聘用流动人口，应当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婚育证明》等有效证件进行登记”，若出租房主或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众所周知，多数流动人口的居住往往是随着工作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工作、没有租到房子时，居住证也很难办。而没有居住证就不予聘用、不租给房子的规定，必然让想在城市谋生的流动人口非常为难。但这样的规定对城市管理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把劳动岗位留给城内人、降低城市管理的难度、减轻民生性公共资源的供给压力……凡此种种，简言之，就是地方政府的担子轻了，好管了，户籍人口满意了。

　　这样的政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月底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李铭的“雷语”：“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就没有太平”。秉持这样的结论，相关部门还开出了如下药方，“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无业回原籍”与“无居住证没工作没房住”的逻辑本质是相似的：因为没有工作，自然就难以取得居住证。不同的表述，同一个意思。

　　城市如同孩子，长大了，自然就有了自己的性格和脾气。煽情是没有用的。你可以说，哪个城市的祖先不是流动人口聚集起来的？哪个城市的血肉不是流动人口肩挑背磨养大的？——但一些城市管理者显然不再信奉这些情感大义。数据显示，我国有流动人口1.8亿，这个人口数字可以组成近3个英国或者5个加拿大。当1.8亿人口像候鸟一样在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迁徙流动，考验的不仅是智慧与情怀，更是权力与权利。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有没有居住证显然不是权利落地的必备硬件。再说，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地方政府怎么可以私设行政许可、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流动人口的权利属于公民权利范畴，其动辄得咎的境地，恰恰是对户籍管理的依附性使然。有专家建议，保障流动人口权益的最好方式，就是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流动人口平权法”。但相较于单独立法的成本与可能而言，加紧推进户籍改革进程也许更为可期。毕竟，流动人口缺的不是明文保护的法律，而是法理上的权利经常被户籍门槛所“合法设防”。只有廓清户籍制度的公平性与正义性，祛除户籍符号上的特权色彩，才能剥离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公民权利，还原其独立自由的身份。

　　据说，昆明的草案里还明确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不适用本规定”。有人质疑“外地人不如外国人？”其实，这样的规定只不过再次证明，“户籍”对权利配置的决定意义——顺带也告诉我们，流动人口的国民待遇，是个任重道远的现实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