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与五四的政治史脉络

　  张鸣新书《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围绕“五四”这个宏大而多元的命题，日前，张鸣和梁文道、陈丹青、吴思四人展开一场对谈，就五四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一段历史，每个人的表述和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但常识在于：我们应该有求知的欲望。
 
　  张鸣 研究“五四”政治史

　  梁文道：“五四”是什么？今天的说法是爱国运动、青年运动、文化运动、思想运动等等。但关于那段时期的政治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段时期的一些政治人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当然可以在很多谈民主史或者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书里找到，但是很少想到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张鸣这本《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比如为什么当年的北洋政府，会那么快让步了？在军阀割据的时期，像吴佩孚这些军阀，跟学生之间有没有互动呢？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太重要了。原来以前我们所认知的五四，除了直接针对日本人、汉奸之外，仿佛是发生在一个政治真空的环境底下。

　  张鸣：在我们历史学术圈里面的人，研究“五四”的非常多，中外著作也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少有人谈到当时的政治史脉络。为什么“五四”过后北洋军阀就分裂了？以前在我的思想中，袁世凯时期的北洋集团是挺坚固、挺团结的，后来怎么就撕破脸皮了呢？他们那些老派人物，真的要公开地刀兵相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题就纠结在这。然后我找史料来看，发现实际上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分开。

　  实际上“五四”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山东青岛在1914年已经被日本占了，那个时候为什么无声无息？为什么学生不起来？到了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虽然说不想把青岛归还中国，但已经口头上答应，主权是中国的了，并且中国是战胜国。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事呢？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反日情绪高涨了呢？像吴佩孚这样的人，其实满脑袋旧学思想，他是一个秀才，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深恶痛绝。这样一个旧式军阀，居然在“五四”时期跟学生呼应得非常密切，学生把他捧为“吴圣人”。他也愿意大声疾呼，隔两天就是一篇文采飞扬的通电……这是为什么？

　  吴思 书中的颠覆性很有价值

　  梁文道：张鸣写史的方法有点像唐德刚，是用一些杂文、散文的笔法来写历史，而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很多年轻人也许还不太清楚吴佩孚是谁，一般历史教科书中说吴佩孚是军阀，我小时候在台湾看电视剧，通常军阀都是留着胡子，别人叫大帅，他没事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些姨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姨太太总是给大帅吃葡萄，一定是吃葡萄，大帅不吃别的。如果有人来打搅，大帅就会说，拖出去毙了。但是你看张鸣写的，大帅跟他们底下的军警其实很怕毙人的，尤其怕毙学生。

　  吴思：这本书中，有不少颠覆性的说法。颠覆性说法之一，我们很熟悉的常规说法是，当时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的军阀给北京发电报说罢工了。按照标准解释，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怎么一提罢工，军阀那边就怕了呢？张鸣的解释是另外一种，他的意思是，其实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怕罢工，也不怕罢市，还不怕罢课，他们怕的是军阀内部自己人说话了，不能不买他们的账。军阀内部的分裂是最可怕的，因为有枪、有人，占据着上海，他们说话就很有分量。

　  还有一个颠覆性说法，关于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的三个“卖国贼”。赵家楼就是该烧，因为那是曹汝霖的宅子，痛打张宗祥也打得好，因为他是汉奸，还有一个没打着，可惜了。这三个卖国贼，看张鸣怎么给翻案的：他说这些人首当其冲，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首先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这已经不容易了。另外日本人进来，哄着、劝着请曹汝霖出来做官，可是他坚决拒绝。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还是有底线的。

　  再说挨打的、几乎半死的张宗祥，最后“五四”抓了那么多学生，张宗祥应该是出了一口恶气吧？可是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去保学生出来。这样的大度，让我们很惊讶。类似的颠覆还有很多，比如日本应该是最大的敌人，但是“五四”过程中日本人小心翼翼，比起英国和美国要克制得多。反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那个过程中，在租界屠杀中国人。这个事情一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只有日本欺负我们。

　  陈丹青 我们其实在遗忘历史

　  陈丹青：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今天的年轻人有多少是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写军阀的书太多了，写五四的书更多，简直看不过来。我有一个感觉可能是错的：80后也好，70后也好，他们没有历史感。我发现韩寒的书里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引用任何别人书里讲的话，他只有自己的说法。而且韩寒几乎不谈历史上的事，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不讲。我跟青年同学的接触中，发现有一路人是对一切不感兴趣，不在乎；另外一路人，就是想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所有的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书店里面不是没有———大家都知道“五四”，都知道军阀，都知道抗战，包括文化大革命。但问题是，你可能不关心它，但你已经下载了，从你小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在下载了。

　  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大家其实都在忘记———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是承受力特别强的国家，这种承受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该记住的记住，该忘掉的赶紧忘掉，赶紧往前走。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像波兰人、德国人那样对待历史。我不想说西欧好还是中国好，我只想知道：为了遗忘，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梁文道 从政治史返回思想史

　  梁文道：我以前读书时有个印象很深的认识，“五四”第一个死的学生郭钦光，我以前读书就知道他，看了《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才发现，郭钦光怎么死的？什么叫为“五四”而牺牲？他自己是得肺结核死的，就是恰好在“五四”运动途中累死的。累死之后，这个消息传出去，全国的学生、媒体都很激动，还谣传说是军阀打死的，越弄越大，全国开追悼会，哭声一片。有一些文人写歌、写词纪念他，结果搞了半天，原来这个人是自己病死的，但是当时也不管了，反正就这么闹下去。

　  其实我们的历史充满很多的神话，今天的历史更有大量的空白地方。比如为什么军阀不开枪？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张鸣书里似乎暗示一个答案：当时没人愿意开枪，或者没人敢对学生动手。

　  为什么不敢？因为当时有几个东西在：第一，很强烈的集体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如果学生打着这个旗号出来，谁敢对他们动手呢？第二，对学生动手本身是很反动的，当时北洋集团里面并不乏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即便是段祺瑞，他脑子里面想的也都是议会、民选，而不是过去的君主统治。相信民主、相信进步，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大家都相信这套的时候，如果有人对学生动手，对民主力量动手，对爱国力量动手的话，那么你就完蛋了，等于你自绝于人民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返回思想史的问题，但其实仍然是给出了一个思想史的答案，来理解政治局面为何如此。“五四”使得军阀集团开始发现，在意识形态上有些人更进步，而某些人会站到反动的、保守的一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种种的思想因素，造成了北洋集团的分裂。当年大家共享一套价值观不敢违背，比如大家都相信民主政治，都相信时代要往前走，学生代表的是进步力量。所以谁要去动手，其他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结果谁都不敢动。　

　  采写/整理 本报记者 武云溥

　  ■ 读书沙龙成员

　  张鸣：研究“五四”的非常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少有人谈到当时的政治史脉络。我找史料来看，发现实际上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分开。

　  梁文道：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返回思想史的问题，但其实仍然是给出了一个思想史的答案，来理解政治局面为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