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的文化方为上海文化

　　最近，上海学者许纪霖教授著文《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对今日上海文化的几大病灶逐一剖析，历数上海一地的人、体制的短板，不可谓不犀利。但是这般的批评声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几年必然就会出现一次，身处其中的文化从业人员也已经十分熟悉这些症结所在，许教授如此大张旗鼓地批评，不可谓不对，但是却仍然有点隔靴搔痒、不明就里之意。

　　上海文化是什么，或许我们首先还得作一个大致的描述。在许教授的文章里，上海文化的面目很模糊，很暧昧，似乎很多元，也似乎很“本土”，就姑且让笔者用“多元的本土化”来理解许教授所理解的上海文化，但是所列举的文化内容却让笔者惊诧，“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这些都变成了上海文化的“传家宝”，而沪语节目“老娘舅”也引发了许教授的哀叹，普通话对上海化的侵袭速度之快，上海人的“主体性”岌岌可危啊！

　　在笔者看来，假如上述内容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这等的“上海文化”不要也罢！所谓这样的“海派”一脉文化，本就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历史形态”，反映出异文化与新知与本土习俗交流的某种“过渡产品”。论其模仿西方，很明显缺乏日本明治时期如坂本龙马这样的维新人士学习“兰学”的精英式气质；论其本土化，却又缺乏足够深厚的传统文化脉络。就这样“东”摇“晃”，成就了许教授所在意的“中不中”、“西不西”的“挠痒型文化”。

　　其实这也很难怪罪上海人民，毕竟1949年后的计划体制让这种尚在襁褓中的“海派文化转型”马上定格，这一停，就是近三十年。三十年的户籍封锁，也让这种“东”摇“西”晃的海派文化成为活化石，封存起来，所以一到改革开放，“老克腊”们开始陆续出山，甚至往日的“瘪三”也摇身一变，成为海派小资文化的代言人，“喝咖啡”与“耍腔调”成为上海文化的特征。不过要清楚的是，“崇洋”首先还得模仿，模仿也得看段级，试问在西洋文化的模仿上，上海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临摹品”？鲁迅身居上海，能归属在上述海派文化之列吗？梅百器开创的工部局交响乐队，第一名华人乐手谭抒真迟至1927年才加入该乐队，连模仿出色都谈不上，更谈不上创新了。

　　可见，所谓“海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上海文化”，它也只不过是在开埠后刚刚起步而已，核心在于模仿西洋，谈不上创新，因为四方交集于此，无本土历史习俗文化之底蕴，除却模仿西洋一途，别无它路，因此只有不断的开放与交流，方能让这个“脱中入洋”的进程不致中断，也只有让这座城市保持开放，才能吸引全国精英融入这座城市来模仿西洋文化，而最终形成的上海文化是什么，则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更无法树立一个文化目标，仿佛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所以，许教授对上海文化前景的忧虑虽然让人心生同感，但是切莫以今天的“海派文化”来作参考标准，那是一种“未完成”的畸形品。而且由于后来上海精英文化的衰落，民间文化所残留的那种“表层西化”特征愈发成为上海文化的普遍特征，一到改革开放，由于“西方”重新成为“圣地”，上海弄堂里的“老克腊”们重又焕发青春，仿佛一夜之间成为西洋文明的代言人，殊不知，在上海精英消亡殆尽的今天，所谓“上海文化”只不过是空心和拙劣的模仿。

　　我们可以理解上海人在开放浪潮中的某种“焦虑”与“不安”，经过三十年的身份沉淀，“上海人”负载了太多的荣辱记忆，但是这种认同却由于失却后续文化的滋润与维系，逐渐累积成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习惯”，如“馒头抹奶油”、“咖啡渣二次冲泡”等等，这些日常习惯自然值得尊重，但要将它们提升到“海派文化”，未免太“小资产阶级”了，还不如今天读村上春树的新一代上海文艺青年，他们才是延续民国“崇洋”传统的新兴力量，虽然这股力量，在这个封闭的文化空间里举步维艰，但是却已经将许多上海文化悼念者们所怀旧的“弄堂海派文化”逐渐清洗出去。

　　当周立波以“大蒜”和“咖啡”作为京沪文化的区分时，也为上海改革开放30年所延续的这场“海派文化追悼会”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作出总结，“海派文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什么“内核性”的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可能性，但是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美者，都试图以一种“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上海文化作为现实的存在，每当我们尽力触摸它、感受它时，它化身为“多元”，每当我们批判其无根时，它又自称为“本土”，这样的不可捉摸、暧昧难辨，是老上海留给今天最后的精神遗产，李欧梵当年为上海唱的那曲“赞歌”，不知今日还有几人还在传唱，或许，只有“去上海化”，方是未来上海文化的起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