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军阀与五四》：找到五四政治史脉络

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所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打捞了以往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五四史实，谈论五四与民国政治势力的种种关联,指出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政治——各个军阀和政坛派系都在捣鼓五四，而五四最终对民国政治的走向，起着扳道工的作用。

张鸣捞到了大鱼

■吴思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我全看了，我看得津津有味。五四有那么多人研究，张鸣说原来认为这里已经没鱼可捞了，结果写完了他自我感觉是捞到一条大鱼。他一点也不谦虚。但是我觉得他说得对，他确实捞到一条大鱼了。

我也算是办历史杂志的，五四这方面的文章看得多了去，没有像他这么系统地梳理过。他这里面说到的事，零零碎碎的大概都知道一点。以前我们谈五四，很像是表演，打扮得特漂亮，花架子。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动作背后是什么？不懂。张鸣这本书把五四复原成历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动图景。的确，他捞到一条大鱼，原来军阀那条大鱼，那个重要的对手在历史叙述中消失了，这盘棋就不好看了。现在又出现了，整个这一池鱼就活了，里面有乌龟王八了，去追鱼吃，这就热闹起来了。这是我对这本书有好感的第一点。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有很多颠覆性说法。比如上海工人罢工了、商人罢市了，上海的军阀给北京打电报说罢工了。标准解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个密电说工人要罢工了，暗示罢课罢市都不重要，罢工令军阀感到危机。这个密电要求惩办国贼，要求把曹汝霖等都给撤了。军阀电报一过去，那边就撤了。怎么一提罢工军阀那边就怕了呢？所以官方的解释好像也说得通。张鸣的解释是另外一种，他认为，其实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怕罢工，也不怕罢市，更不怕罢课。他们怕的是军阀内部自己的人都说话了，你不能不买他的账。军阀内部的分裂是最可怕的，因为有枪、有人，占据着上海，他们说话不能不买账。张鸣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把我们以前的习惯看法颠覆了。

还有一个颠覆性说法。通常认为赵家楼就是该烧，因为那是曹汝霖的宅子，烧了还便宜了。痛打章宗祥，也打得好，因为他是汉奸。还有一个没打着，可惜了。这三个卖国贼，看张鸣怎么给翻案的。他说这些人首当其冲，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首先这几个人很清廉，不贪污。另外后来日本人进来，哄着、劝着请曹汝霖出来做官，实质是占领军的重点征服对象。可是他坚决拒绝，就是不出来。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说法： “我亲日，但是不卖国。”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这是曹汝霖。还有被打得几乎半死的章宗祥。五四后抓了那么多学生，章宗祥应该是出了一口恶气，可是章宗祥怎么表现的呢？章宗祥躺在床上动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学生出来。总而言之这三个人照张鸣的说法，在当时的情景下被扣上卖国贼的头衔，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并不是主观的卖国贼，也不是客观的卖国贼，他们还尽所能为中国争取了一点东西。

类似的颠覆还有很多。日本应该是最大的敌人，但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日本人小心翼翼，比起英国和美国要克制得多。反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租界屠杀中国人。这个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

张鸣还引用一位历史大家周策纵的说法，说五四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是一场西化运动。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和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张鸣详细考证当时民间是怎么动员的，老百姓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将之与义和团做了比较。虽然当时的运动特别警惕不要走上义和团的仇外的路，但是在最基层老百姓的民间动员里面，手段和调动起来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敢打外国人，却打自己人，这也跟义和团差不多。这又是张鸣的颠覆性观点。

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还不是颠覆，我特别看重的是两条，第一，我们以前一直影影绰绰地知道，比如梁漱溟曾经说五四运动有很多违法的事情。火烧人家的住宅，又把一个高官打了，连护着他的日本人也给打了。这都是很暴力的行为，不管是对内对外，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张鸣把五四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还有军阀、政府、民间对这个事情的宽容。这使我看到五四运动的另外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在后来的运动中多次出现过，而且还有可能在未来再次出现。像这样的事情张鸣不仅仅是写历史，不仅仅告诫我们总结什么经验，还告诫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是有效的，是更加妥当的。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

最后说我最欣赏的一点，张鸣除了做一些翻案文章之外，还把群众运动总结出一个模式，这一章叫《悲情制造》，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好。

他总结这个模式，共分七步。

第一步，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有一个悲情。比如说我是好人，但是我吃亏了，甚至我被人打了，我牺牲了。或者是坏人得势了，他们占便宜了，他们洋洋得意，这也是悲剧，总而言之不公平。

第二步，有了悲情之后，这个悲情被夸张成一种危机。

第三步，在具体的悲情发展的时候做动员，最好有葬礼，有追悼会，这样悲情一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火上浇油，“呼”地就着起来。

第四步，政府镇压的强度对悲情有两种影响。如果镇压得轻，学生还会挑衅，去渲染那个悲剧。如果镇压得重，恐惧压倒悲情，这个事后可能镇住。

第五步，在运动持续的过程中有好利用的机会，如赶上了节日，也都会成为新的燃料。

第六步，真会上戏剧，比如演话剧、演街头剧，全面文艺动员手段都出来了，使真剧和假剧、活剧和街头剧融为一体，这个运动愈演愈烈。

第七步，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在传播之中发酵、扩大，夸大剧情，夸大冲突，甚至变成流言、变成谣言，使这个运动迅速走上高潮。

这就是张鸣总结的群众运动的一种逻辑，用他的话说：这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只要一闹运动了，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所有的参加者都会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认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不管是演戏、制造问题还是发布流言。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是只要出现类似的场合，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我觉得张鸣这么理性、清楚的认识，不仅仅是写历史了，对认识现实社会、对今天指导我们的行动，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我想找到五四政治史脉络

■张鸣

我本来是想把《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写成，第一，跟别人不一样的；第二，完全是一散文体的——不是那种学术套路的，学术规范我是讲的。但是写出来之后还是觉得文体没放开，好多地方还是有点磕磕绊绊的，又不是太合乎当下的学术创作，可能两下不得好。

我发现做五四研究的人非常多，却几乎没有人谈到当时政治史脉络：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起来的，和当时政局是什么关系，和当时的政客、军阀什么关系，为什么五四过后北洋就分裂了。以前我做北洋史研究多一点，在袁世凯的时候，北洋是一个挺坚固、挺团结的集团，后来怎么撕破脸皮呢？他们跟后来人不一样，现在的官场人士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后面拔刀子、下毒都很轻松。但是那些老派人物，真的要公开地刀兵相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问题就纠结在这儿。

然后找资料来看，发现实际上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分开。五四那天后有一系列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那是五四政治运动。之前和此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一些文化论争，它是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不太一样。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会不会发生呢？我认为只要当事人们认为国要完了，中国到了危险时刻，学生自会上来。

当时如此，古代也如此。我们曾经有过东汉学潮，也有过北宋末期的学潮，性质都差不多。甚至当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以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运动”为导向。当年像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是五四游行的指挥，但这个运动再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又都不见了，一些更激进的出来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在《新青年》、《新潮》上是极力鼓吹个人自由、个人解放，怎么从家庭中跑出来，怎么逃婚，怎么追求个人的自由。像鲁迅先生《伤逝》讲的，他们学“娜拉”。英雄主义很流行。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个人自由不见了，每个人都把自己跟民族放在一起，而且为了所谓“爱国”就可以无限制地限制个人的自由。凡是不抵制日货的，就视为汉奸；凡是卖日货的，那更是大汉奸，抓起来，捆起来，戴高帽子游街。

我发现实际上五四的时候也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所谓的山东青岛危机在1914年已经被日本占了，那个时候为什么无声无臭？为什么学生不起来闹？到了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虽然说并不想把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已经名义和口头上答应主权是你们的了。并且中国是战胜国，我们毕竟改善了一点。这时候怎么能说最危险的时候呢？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事呢？我们知道曾经在1915年日本逼中国签《二十一条》。但是那个日本内阁已经倒台了，换了一个对中国表示亲善的内阁，大把大把地借钱给中国（那个钱到现在也没还）。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反日情绪高涨了呢？我还发现，像吴佩孚这样一个满脑袋旧学思想的、对那种男女自由恋爱深恶痛绝的军阀，居然在五四时期，跟学生呼应得非常强烈。学生把他捧为圣人，叫吴圣人。他也愿意呼应学生，隔两天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采飞扬的通电。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了好多问题，最后把它想通了说出来，可能说得不对。对我来说，无论是写学术论著也好，还是写随笔也好，其实每一个大的、小的故事都会有一些问题逼着我、追着我，我就会想怎么把它归纳出来。回答得好、回答得不好，或者答错了，那就是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