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成长 丛林中走出的红衫军

    当红潮在曼谷街头汹涌，游行、鲜血、枪杀、对峙、和谈等等关键词贯穿着已经持续近两月的红衫军示威行动，这一幕幕仿佛回到了1970年代泰国政治的场景，只是主角不再是学生和军警，而是愈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和僵化未变的保守政治。

    一般不了解泰国政治的人都会疑惑，几年前才有黄衫军的热闹，推翻了他信政权，怎么红衫军又异军突起，打着反独裁的旗帜要求阿皮实政府下台？若细究红衫军的起源和发展，其中来龙去脉恐怕许多资深泰国问题专家也未必完全清楚。而事实上，红衫军的发展几乎可以见证过去半个世纪泰国政治的历史：从冷战到后冷战，泰国共产党的兴起和衰落，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

    40年多前冷战正酣的1973年，是泰国政治的分水岭，也是今天红衫军的历史起点。这一年，受越战和欧洲“五月风暴”学运影响成立于1968年的泰国学生组织“全泰学生中心”(NSCT)发动了反对军政府独裁的运动，史称“10.14”运动，他侬-巴博政治集团倒台，结束了1932年以来的泰国军政府历史，也开启了泰国公民社会之门，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奠定了今天泰国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基础。在2006年发动推翻他信政权的黄衫军，以曼谷中产阶级为主，就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结果之一。

    但是，社会和历史的分叉也同时发生。1973年之后泰国国王亲自介入产生的1974年修宪虽然扩大了民选议员比例，但也招致保守政治势力的反扑，特别是因为冷战局势的变化，几乎葬送了这一早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革命——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革——而迟至1992年才重新启动民主化。但是，到1976年政变前，这一短暂的民主却分别造就了今天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基础。

    一支分叉，出于遏制双方共同对手苏联-越南联盟在印度支那的势力扩张，1975年泰国和中国建交，一直相对对弱小、受外部支持的泰共获得迅猛发展。而此时的泰国民主政坛缺乏一个多数政党，局势日趋微妙之际，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并在1976年10月6-7日残酷镇压了法政大学左翼学生的抗争行动，导致100多人死亡，3000多人被捕，稍后几月的大逮捕行动更有多达8000多人入狱。

    法政大学是泰国的精英大学，泰国政界、官僚以及商界的精英大部来自这间大学，但在1970年代的风潮下，左翼学生也是这间大学的主流。军方残酷镇压的结果，中止了三年的民主化，也迫使大批左翼学生逃向泰北的丛林。随后的一年里，有3000多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了泰共，泰国社会党也宣布与泰共合并。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些从法政大学屠杀中逃脱出来的泰国年轻学生们加入了泰共和泰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营地，但因不适丛林生活，而被以5到10人一组的方式派到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乡村，尤其是长期隔离于泰国主体民族和主流社会之外的东北伊善地区农民就此开始动员、觉醒。

    另一分叉，受北部农民运动的影响，泰国政府从1975年开始“拨款计划”，第一次在农村将“农村建设计划”纳入财政拨款，主要在中南部乡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1976年法政大学屠杀之后的泰国军政府，当看到泰共和泰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也尝试向温和的社会运动开放空间，允许甚至鼓励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扶贫和社会公益事业。泰国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纷纷加入其中，并新建了大批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整个1980年代的泰国，一个温和的公民社会雏形在威权政体之内蓬勃发展。

    而冷战形势再一次的剧烈变化，造成泰共无可避免的衰落和失败。1980年代初期，泰共获得的外援支持减弱，越南-老挝政府驱离泰共在老挝境内的营地，丛林中的知识分子们被迫走出丛林，放弃共产主义，回归泰国主流社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选择加入如火如荼的非政府组织，继续从事社运工作。二、三十年后，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今天泰国社会运动的主力，也开创了泰国政治的新版图。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批运动精英仍然被分裂的社会所分裂：他们分别介入反对他信和支持他信的两派斗争力量。

    而整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繁荣一度掩盖了金钱政治、腐败、和自私的利益集团精英们对民主的譛取。直到1992年5月兵变之后，政治改革被重新提上公众议程，政治改革成为知识精英和经济繁荣下所孕育的新中产阶级的呼声。他们的主张不仅包括宪法修改，而且明确要求改革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进行教育、官僚、福利和医疗的全方位改革，愈益激烈的政改争论甚至涉及军队和国王体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全面政改几乎成为泰国的全民运动，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城市劳工把政改的主张带回农村，也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

    然而，90年代更为显著的政治变化却来自农村：在泰国乡村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动员。尽管直到今天，泰国城市尤其是中产阶级主体的非政府组织更具影响，乡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还相当之弱，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已经广泛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农村地区的自我组织以及与地方议员的联系都空前紧密。以“泰国农村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为例，其下已有两百家NGO会员。关注环保、扶贫、医疗和妇女的各类组织在泰国乡村不懈耕耘，虽然半数NGO都与环保有关，环保却是个更容易进入、更易被接受的领域，连不少泰国乡间的佛教僧侣也参与其中，改变了许多农村民众的参与意识，十几年来已经悄然改变了乡村的政治生态。

    动员的结果，首先是泰国乡村妇女的觉醒。她们原本享有泰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尊重，却是主流政治之外沉默的大多数，泰国妇女在议会、高级官僚和地方政客中的数量和比例极低。广大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地区的参与和组织，则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妇女，她们则转而成为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在Voravidh地区的劳工运动中，在Maneerat的贫民窟斗争中，在Nalini的乡村抗议中，在Naruemon的宪法行动中，妇女都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她们的参与不仅改变了泰国政治传统中对妇女的极端偏见，而且，妇女们的参与和社会运动的力量一道推动着泰国农村自身重新认识被精英政治所忽略的声音和诉求。

    在2000年召开的“伊善地区小农大会”和“贫困大会”上，来自泰国东北部的农民代表发出声音，要求建设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要求加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公民社会不仅仅是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专利，也已经成为泰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愿景和努力。对泰国非政府组织社工的调查表明，尽管第一代社工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NGO社工已经来自草根社会。

    更具现实意义的，各种类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帮助了泰国乡村地区的民主启蒙和政治动员。2001年1月，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三年，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唤起下，泰国乡村地区选民的投票热情空前高涨，最终，泰爱泰党赢得248张下院议席，击败民主党。占泰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的社会运动在民粹主义的快速动员下，与他信所代表的新兴政治资本实现了联合，泰国乡村的声音也第一次进入主流政治，泰国的全民选举也由此真正具备了民主的含义。在他信执政期间，他信在乡村地区倡导的“30泰铢治百病”的医保计划赢得了广泛支持。

    在富有斗争传统的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这一发展尤其明显，来自草根的社运成员，构成“红衫军”的基本群众基础，他们和怀抱1970年代政治理想的左派知识分子一道加入红衫军的民主示威中。而与此相对，曼谷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却站在敌视农民、拥戴王室的保守势力一边，他们组织的针对他信政权的黄衫军示威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却也严重挫伤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村选民。他信政府之后疲弱的阿皮实政府无力解决这一深刻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反而将这一矛盾指向流亡海外的他信本人，不仅剥夺了他信政党多数政客的参选资格，而且在今年2月授意法院剥夺他信私人财产，对他信的支持者来说意味着政治空间和政治名誉的双重压缩与侮辱。红衫军再次走上街头，几乎是必然之势。

    目前，旷日持久且具耐心的红衫军似乎正赢得越来越多曼谷贫民的支持，也开始动摇军营。面对来自贫困东北乡村的红衫军，参与戒严的泰国军队士兵的心理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被敏感的泰国媒体评论为“西瓜兵”，也就是外表军绿却内心通红。4月10日导致20人丧生的冲突和4月17日泰国警方抓捕红衫军领导的失败之后，和谈成为各方唯一的解决方式。而无论何种和谈结果，无论他信最终是否能够回国，相信，都将意味着新一轮大选和红衫军的胜利，意味着街头抗争对残留威权下孱弱民主的救助。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