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
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
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
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这份议定书对双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划定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把立陶宛归入了苏联利益范围。双方还明确，每方都“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另一方领土的波兰宣传。双方将消灭自己领土上这类宣传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
10月4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一份调整上述边界的补充议定书，对边界作了仔细的描述。
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把划定的界线说成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别国的干涉，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调它们强占并瓜分波兰不是非法行动，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但是，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
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
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
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
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但在1941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又说，苏联政府愿意作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波兰族人当作波兰公民。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
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审结了10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
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
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即“осадник”，这些人参加了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20年代波兰政府把根据里加条约得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分给他们。从形式上说，他们与哥萨克有些类似。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
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
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
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
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
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
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此后，苏联政府又于
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
也有的统计为近32万人。参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сборникиМемортала，с114-136。在波兰学者的著述中，这一数字从40万人至200万人不等。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
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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