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现代生活……究竟有多远？

　　说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生活，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什么是现代生活，界定的角度和标准很多，其中一种就是被称为“民主”的价值观念及制度。蔡定剑教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部分文章、讲演集，都是围绕“民主”与“现代生活”的关系这个核心进行论述。读该书首先很使人感慨的是，正如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的，民主是一个常识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就是为了民主而奋斗，民主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和许多重要的文件，民主从五四运动以来就被确定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民主与科学’，民主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为什么近几年来反而成了问题，以至于需要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说明有人在说民主是个坏东西”（第48页）。江平教授在序言中也强调：“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它是中国人民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奋斗目标，有无数的先烈为此而前赴后继。” 江平还指出近年来出现了批判民主的学者大行其道，并得到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青睐的现象。我认为不仅是在批判民主的问题上，而且在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民族主义话语、强国主权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类似现象，都是以知识分子话语面目出现、获得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青睐，而对底层民众更有误导国民心态之弊。因此，江平的序言题为《 为民主呐喊！》；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为民主辩护！》，这种标题仿佛使人回到“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究竟什么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民主，作者在对历史上的民主制和民主理论做了梳理之后，依菲利普·施米特等人《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论述概括为：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制避免使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手里；民主政府充分尊重人民的选择，充分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民主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民主政府遵循法治，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实行司法独立；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作者在另一处也作了类似的关于民主的八项基本标准的概括，其中最重要的是竞争性选举和代议制（第53-54页）。这些就是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基本内涵，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难道还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坏东西，还要千方百计逃避它、拒绝它呢？

　　至于如何才能进入这种现代生活，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要把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建立起来，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平台以后，才可能谈如何完善民主的问题”（第45页）。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出发点、三个目标：“现在要以选举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以宪政为政改的目标，以公共预算和政府透明为行政改革的目标，以司法独立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第70页）所言极是，如果连出发点和目标都搞不清楚，谈何进入民主的现代生活？就以近日两会期间的舆情沸腾来说，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在该书《人大制度和民主建设现状与发展》、《两会换届与制度改革》这两篇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根本问题反而很容易在各种雷人提案、雷人话语的热闹喧嚣中被遮蔽了。说句实话，这些文章真应该印发给所有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远比发一台手提电脑重要得多。作者说，中国目前有各级人民代表共两千八百万人（！），如果这些代表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不会有数不清的老百姓到北京上访（第75页）。作者在这里当然只是举一个例，如果这两千八百万代表都能做到履行支配政府、监督政府的职责，还有什么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政治腐败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呢？作者还以在欧洲和美国亲事考察体验民主程序和细节的事例，说明了“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民主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老百姓的生活”（第264页）。另外，作者指出现行各国的民主已经超出了选举议会式的民主模式，还包括有利益集团的博弈、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等等，这些都使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学界，罗伯特·达尔被认为是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作出最卓越贡献的政治理论家，其著作多年来在中国翻译出版恐怕已多达十来种。他的《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原著出版于1982年）明确提出并阐释了程序民主、多头政体等重要概念，同时也对各种批评民主的思潮做了准确而深入的回应。达尔关于多头政体的七项具体制度的论述（见第304-305页）与蔡定剑关于民主的八项标准在主旨上完全相通，达尔明确指出：“多头政治体制对在大范围内实现民主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政府要想通过民主程序取得最高而且可行的成就，那么，多头政治的所有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第305页）当然，从理论深度、当代生活的视域广度以及对民主过程的细节思辨等方面来看，达尔的民主理论专著可能不太适宜于作为我们的民主启蒙读本。因此，像江平教授的《为民主呐喊！》和蔡定剑教授的《为民主辩护！》这样既尖锐深刻又通俗易懂的文章尤为难得。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民主这种现代生活吗？恐怕没有人敢这么讲，别的先不说，就凭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提出的“民主危险论”、“民主有害论”等等论调，可知离真正进入这种现代生活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回望过去，光是从观念上看看我们的民主接受史，会更有感慨。据金观涛、刘青峰教授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的统计，作为与世袭君主制相反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在1870年代就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开始使用，“在1897年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中国士人开始把‘民主’作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之一”（第566页）。其后，作为人民统治意义上的“民主”不断被人们使用，到1906年达到了高峰。但是，作者通过大量的统计指出了更重要的历史现象是“民主” 概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思想语境中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以及负面性；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被重新定义，渐渐被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作者指出，“这是令人惊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显示概念在变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循环式的怪圈：某种政治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返回它的原初形态。”——“‘民主’在中文里的传统意义，是为人民谋福祉的君主专制统治”（第288页）。

　　无怪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失败和彷徨，今日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中国人发现，民主仍然是朦胧的政治理想”（第252页）。从观念史的研究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关于当代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启蒙工作极为重要。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听到有委员把投赞成票与爱国联系起来，不再有国家官员把对国家感恩戴德看作是德育的首要内容，不再看到有人在会场外的大街上举着牌子寻找代表，我们才有希望进入到现代民主生活中去。

　　那种生活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