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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不要说得太早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梁捷
2010年04月07日16:25

  《当中国统治世界》远未完成中国在当代兴起的内在理论建构。所以,“中国崛起”和“中国统治世界”还只是一系列未经确认的表象,要下判断,为时尚早。


  最近一年,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明显多了起来。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如《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五百年来谁著史》等,也有外国人写的如《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等。虽然大都出自名家手笔,但每一本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有不少还上了“畅销烂书榜”。

  有一句话,过去似乎常被提起。拿破仑说:“中国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有学者专门去考察这句话的出处,没有找到。据朱维铮先生介绍,晚清名臣曾纪泽曾用英文写成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显然受到拿破仑的名言的影响,大概可以证明拿破仑确实说过这句话。

  即使拿破仑说了这话,当时也没什么人相信。其侄拿破仑三世在法国与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之际,不忘侵略中国沿海,毫不畏惧地欺侮所谓“东方睡狮”。一百多年前,中国政府在军事外交上接连惨败,颜面尽失。直至甲午一役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才无奈地放弃“天下观”,接受“万国观”,即承认中国仅为世界万国之一。

  金观涛先生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确认了这一事实。甲午以后,中国各类报纸上,“天下”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万国”以及“世界”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词语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国民直面现实后的隐忍。接受新词的过程,对很多传统文化人而言,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屈辱史。

  

  这一忍就是一百年。到了今天,许多知识分子感觉终于等来出头之日,应该替几辈先人出一口恶气。从《中国可以说不》开始,《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都试图帮助国民重拾自信,导致民族主义高涨。现在有洋人著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更是讨巧,从题目到内容都帮助中国人实现了数代人都有的翻身理想。

  可从“睡狮论”到《当中国统治世界》,全都是来自外部的评价,反过来映衬出中国国力之弱。过去的一百多年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国力较弱的时间段,这个判断上,无论民众还是学界,基本分歧不大。那么现在值得讨论的问题可以归为两条,第一,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崛起?若然,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一种和平崛起,中国会否操纵世界乃至统治世界?

  第一个问题尤其困难。因为“中国崛起”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维基百科上这样说,中国崛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年来,于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实力的增长。可何为“实力”,如何“增长”?为了解释上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棘手难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综合国力”,并建立了复杂的量化指标体系,国内各种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被引用。但是这个“综合国力”没有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也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原因恐在自身。比如说,人口在“综合国力”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这就很难办。因为“人多好办事”,同时“人多要折腾”,所以人口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这就把我们导向更复杂的问题了。

  倒是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看得清楚,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权力也有比较简明的定义: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这种动态的、基于博弈斗争的定义将我们从道德狂热与政治谬误中解救出来。摩根索的态度非常现实,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实力从当下的全球局势中抽象出来。一切的国力、实力、权力,只有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

  政治学中没有固定的公式可言,远不只是自由主义眼中那样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运筹于变化环境中的政治家们的智慧。如此看待中国崛起,就不会局限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要进行一番全球性的判断了。

  摩根索的权力哲学提出之后,国际学界反响巨大。约瑟夫·奈则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权力的实现机制,区分出“硬实力”和“软实力”。按照奈的看法,硬实力是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软实力则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更准确地说,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合法、正当时,他们的软实力就获得了肯定。

  硬实力很死板,不管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容易量化对比。软实力则要玄奥很多,给人极大的联想空间。有人认为,军事以外的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而后者正是中国的强项。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丰富的典籍,多元化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营建意识形态的经验亦很丰富,这一切都有可能转化为“软实力”。

  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很喜欢“软实力”这个概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被写入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软实力”这种提法。此后,很多人就开始注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数量上的差别。

  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在国外读大学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大学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做得还远不够,挤不进世界前五名。就这方面的软实力而言,比起美、英、德等国还有明显差距。又比如,美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出版国,每年出口和销售版权的图书不计其数,很多都被译成了中文。但反过来看,中国出版的图书,版权可以卖到国外的,数量极少,经济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图书出版方面,中国的软实力又输了一局。

  放宽视野再看看电影、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等产业,我们马上可以清楚感受到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软实力上的差距。中国的孩子都熟知好莱坞、迪斯尼、NBA等美国品牌,但却没有相应的国产品牌可以输出。文化是会积淀的,随着时间流逝,两国软实力上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有识之士献计,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人的背后亦步亦趋,而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例如搞电影的时候,设若我们试图复制好莱坞模式,则必败无疑。但我们关注中国传统,开出独一无二的新路,倒也不乏希望。中国传统中可能发扬光大的文化要素似乎还不少。

  比如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精神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东南亚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得到证明。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情形合一”的观念,关于“学而时习之”的观念,对我们今天都非常有意义,因为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整合的,而且是全面的,可以避免西方文化支离的弊病。

  可是“五四”以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评从未停止。许多人认为,儒家只有“内在超越”,难以“外在超越”,不能与现代政治制度相容。这些年来,颇有些学者在从事“政治儒学”的研究,希望在儒学中发掘出“外王”的因素。但是他们归纳出的儒学的政治观念,往往荒诞不经,违背常理,完全不可实施。近年来,东南亚政治经济的局势变动,也逐渐暴露出单纯推崇儒学价值观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威权政治和家族垄断等等。

  如果把儒家精神作为中国最核心的“软实力”,风险很大,不能让所有人信服的文化就不能算作“软实力”。再仔细推敲一番,中国的“硬实力”也有可疑之处。以经济为例,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三十余年,一路上克服了极多困难,平均下来有接近两位数的年增幅,确实称得上“中国奇迹”。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国家都陷入泥潭,唯有中国迅速摆脱危机影响,恢复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主要信心所在。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抱有不同看法。毕竟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既受到经济体内在结构制约,也要面对国外的波动冲击;过去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当下的发展水平,所谓“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通过各种金融融资手段向未来投资;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如能源耗费和环境破坏,过去更是从未被计入经济成本之中。综合这些方面,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奇迹”的隐忧着实不少。

  已有很多学者批评过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泛滥。GDP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只是反映经济体的总量规模,仅此而已。比如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家庭工作,这些活动在GDP中完全不能体现。但在很多制度不够健全的国度,这些经济活动的总量可能要占到GDP的两成。又比如收入分配水平,与国民幸福感直接相关,但在GDP中也不能体现。中国这些年经济奇迹的背后,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大多数老百姓都没能真正分享到高速增长带来的福利提高。此外,中国的证券市场不健全,房地产市场普遍存在泡沫,医疗、养老、失业、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显著缺陷。如果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势必造成中国经济的重挫。

  综合起来,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来看,都只能很有限地支持“中国崛起”论。但是回到摩根索最初的权力哲学理念,观察中国在世界活动中的影响,那么我们可能看出一些新问题。

  前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对碳排放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搅局者”。中国坚决反对在文本中出现“2050年全球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即不想要对其发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限制,不愿意把任何有可能给中国限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条款写入文本。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终于导致哥本哈根会议不了了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真正的权力得以体现。

  又比如去年出版的法国记者写的《中国的非洲》,揭示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中国与其中的四十八个有经济往来和贸易合作,往来中非的华人,总量有上百万之巨。在非洲,许多西方人因过分谨慎或漠视而不愿进入的领域,中国人都大胆进入,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国内三线城市和农村才用的国产商品,在非洲都大受欢迎。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欧洲乃至非洲学者都在谈论的“中国威胁论”了。

  马丁·雅克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在东亚国家旅居了一二十年,曾在多所东亚大学任教,并创办英国智库Demos。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引用了大量文化研究的成果,从文明的高度来建立自己的观点。文明通常意指更远、更不直接的影响,以及惰性的与被动的存在,比较接近奈所说的“软实力”。

  但正如前文所述,光谈“软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联系,以及软硬实力转变成为实际利益的渠道,那才是真正的权力。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三十年前就写过一本《西方世界的兴起》。他建立一套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论述西方世界在近代兴起的内在理论。《当中国统治世界》则远未完成这样的理论建构。所以,“中国崛起”和“中国统治世界”还只是一系列未经确认的表象,要下判断,为时尚早。

  《当中国统治世界》

  [英]马丁·雅克著

  张莉译

  中信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352页,39.00元

  《中国站起来》

  摩罗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269页,28.00元

责任编辑:李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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