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何时才能远离公民床笫？

　　性这个东西，在咱们这儿本来长期属于非礼勿言的禁忌话题，万分不得已之时才会宣之于口。然则性又是个万分惹眼的话题，长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新闻版面。脐下三寸的事情，从万人景仰的领袖伟人到籍籍无名的升斗小民，谁都绕不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应该以正常的目光待之。之所以为禁忌，乃是因为这是私域的行为，不适合公开讨论。之所以为人注视，则因为窥私也是人的欲望之一。

　　故而如何处理其中之分界，就变得难以把握。最近，南京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换偶”，被课以有期徒刑五年，引起坊间轩然大波。訾骂者有之，力挺者有之。众人之焦点多数放在“换偶”这种行为是否有违道德，并以伤风败俗指责之。毋庸讳言，这种行为在道德为多数国人所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课以重刑，亦难服众。

　　首先，“聚众淫乱罪”这一罪名，二十年来已经甚少出现于公堂之上，鲜有法官据此量刑，表明法庭不再认为这一行为系违法行为。这显然是改革开放多年来法律上之重要变化。从法律实务的角度而言，这属于已经“死掉”的法律。许多学者也多次呼吁取消刑法中的这一条文，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并无此种罪名。

　　反对这条罪名的李银河教授认为，虽然这一行为违反习俗和道德，但成人间自愿的、不妨碍他人的换偶行为乃是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许多人据此指责李银河鼓吹“性解放”，也在道德上对其审判。这些言论多数没有理解李银河主张的理论基础，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而自由的、不妨害他人的性行为正是人身权利之一。

　　在这点上正反方是有分歧的。我们知道，法律是保护全体公民权利的，这部分人当然在公民之列。习俗和道德不能代替法律，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应该成为法律干涉的对象。从更基本的原因来说，就是公权力不能侵犯个人的私人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每一个人都要防范公权力的动向，而不是支持。

　　以前法律中有一条“流氓罪”，是众所周知的口袋罪，许多法学家都不知道如何将之翻译为英语，因为国外并无这一条罪名。1997年取消这条法律之前，只要是跟异性的关系稍微密切，比如谈恋爱，都有可能因为流氓罪被逮捕。北京有一家著名的不孕不育医院，其负责人早年就因流氓罪被判刑六年。出狱后才来北京创业的。尤其是严打时期，多数人都是因为流氓罪被逮捕。

　　类似的例子还有夫妻看黄碟事件。换句话说，政府在早年，离每个公民的床铺是非常近的，性行为稍微出格一点的，都有被课刑的可能。一个正常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保护个体不受公权力的侵犯，而在我们这里，个体的权利往往是首先被公权力侵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一个开放的社会，当然会容忍少数人特殊的选择。

　　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在我们这儿向来就不大明显，社会进步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退出对公民私域的管辖，针对私域的过时的立法应该被废除，比如流氓罪就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后，基本上政府离床是越来越远的，南京这个案子，无疑是司法的一种倒退。“民主”是保障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自由”则是保障少部分人的权利。

　　此外，我们也应该走出一个误区，在道德上不为人接受的行为，未必就违法。这是两个评价标准，需要严格区分开来。比如SM、换偶、群交等行为。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也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总体算起来，这部分人并不少，美国的比例要超过4%，中国可能会低一些，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在谈性不色变的今天，看黄碟，下载AV，是很正常的行为，我们不会希望这会成为被逮捕的理由。如果尊重小部分人的权利，尊重私域内的行为，也等于保护了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少部分人”的那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