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曾毅
在对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实行城乡“双单独”夫妇即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允许生二孩加上早已实行的农村独女户允许生育二孩的“微调”方案。我认为，这一“微调”方案只能作为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尚未确定之前的一种暂时过渡，但决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主体方案。本文先阐述这一方案五方面的弊端，然后讨论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软着陆对策建议。
上述“微调”方案的弊端在于：
其一，将使大部分农村地区一孩半政策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的副作用继续存在。
只允许双单独夫妇生二孩与现行多数农村执行的一孩半政策（指从1984年起采取的在大多数农村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是相互配套的微调方案组成部分。人口普查数据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反映的客观现实说明，现行农村一孩半政策在客观上因暗示一个男孩顶两个女孩的心理导向作用，而助长了重男轻女与产前性别鉴定导致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水平。而且，即使假定在一孩半政策与二孩政策下，一孩为女孩夫妇中非法进行产前性别鉴定的比例完全相同，一孩半政策也将造成比二孩政策高出35％以上的结构性出生性别比失调。而我国占总人口52．9％的执行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现在和未来的双单独青年比例很低双单独夫妇二孩微调方案下这些地区一孩半政策仍将占主导地位，其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的副作用仍将严重阻碍我国政府和人民力图扭转出生性别比过高危险倾向的艰难努力。
其二，将继续产生因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只允许双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政策方案要求城镇所有非双单独夫妇和农村非双单独且一孩为男孩的夫妇不得生二孩，从而继续产生较大数量新的独生子女家庭。四川汶川地震和无数其他事例早已证明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及其应对天灾人（战）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许多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严重伤害后一代教育，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毫无疑问，在总和生育率早已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人口老龄化浪潮迅猛到来、劳力资源将逐渐萎缩的新形势下，继续大量产生新的政策要求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实在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其三，将产生双单独夫妇老少抚养比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新的社会不公问题。
如果只允许双单独夫妇生育二孩，而非双单独夫妇只让生一孩，将导致双独夫妇抚养4个老人与2个小孩，老少抚养比（即家庭中老人小孩人数之和与中间一代人数之比）为3∶1；单独夫妇抚养3个老年父母与2个小孩，老少抚养比为2．5∶1；而非双单独夫妇抚养2位老年父母，1个小孩，老少抚养比为1．5∶1。如果城镇与农村双单独夫妇群起质问政府：当国家需要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时，我们的父母只生一孩，是奉献的一代；现在国家因劳力与兵力资源的需要而放宽生育政策，我们这些“奉献一代”的子女的老少抚养负担等于那些父母没有为国家奉献的非双单独夫妇的2（3／1．5）倍或1．67（2．5／1．5）倍，这对我们与我们的父母都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政府必须予以补偿。政府如何回答？韩国、新加坡、欧洲、北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在生育水平降至替代水平以下之后，早已实行奖励政策鼓励人们生育，视生儿育女是为国家做奉献。而我们为何在生育水平已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之后，仍然非要抱住允许生育二孩是一种优惠的观念不放呢？
其四，将引发其他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一位非独生子女爱上了另一位青梅竹马或萍水相逢的非独生子女，但他们一旦结婚，不能生育二孩。于是双方很想抱两个孙子女的父母极力反对，也许酿成现代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剧。
其五，将使二孩配额指标“紧俏质好商品”的心理导向作用和党群关系紧张继续存在，而加大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与适当间隔的城乡普遍允许二孩软着陆方案相比，开放双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在启动阶段简单好操作，工作难度小，但启动以后长期实施的工作难度肯定会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大得多。从人口经济学理论考虑，生儿育女类似于以夫妇、家庭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购买”子女这一可供心理享受与未来物质回报的“商品”。大家知道，当某一商品处于紧俏需要配额指标才能获得时，包括那些内心对这一商品并不特别了解与偏好的人们，都会争相设法以私人关系走后门等手段去获取指标购买这一商品。因为人们心理上会觉得若得不到需要配额指标的“紧俏质好商品”，则吃亏了。如果这一商品的配额取消，人们很可能降低对它的青睐，而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可能的选择。
同样道理，如果生育二孩长期总是需要“双单独”或农村“独女户”生育二孩配额指标，人们自然会觉得这是一种“优惠”，不享受是吃亏了。 这种二孩配额指标“紧俏质好商品”的心理导向作用将可能促使那些本来在权衡利弊后，不想或徘徊于是否生二孩的夫妇倾向于设法生二孩，有的可能弄虚作假编造农村独女户或城乡双单独伪证材料，甚至离异后再找一个独生子女配偶，或干脆违规生育。而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老百姓的人权民生意识越来越强、计生工作中禁止一切强迫命令的新形势下，制止一些人因受二孩配额指标“紧俏质好商品”的心理导向作用影响而“违规”生育二孩的工作将越来越难。而且，如前面谈到，被允许生二孩的城乡双单独夫妇因其老少抚养负担远远高于非双单独夫妇而不满意，可能群起责问并要求政府予以补偿。同时，只被允许生一孩的非双单独夫妇对政府更不满意，将导致政府站到几乎所有夫妇（包括双单独和非双单独）以及他们家庭的对立面，而恶化党群关系，使计生工作难上加难。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用“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两句话点出了大多数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的现行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人口素质较快提升的症结所在。我在此想用“新时期只允许一些人，而不允许另一些人生二孩难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计划生育搞得那么难” 这两句话来概括一个道理：在新时期，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角度以及从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效益和降低其难度的角度，只允许城乡双单独夫妇和农村独女户生二孩的“微调”方案是极不可取的。
我建议，尽快在局部地区开展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软着陆试点；也可以是不同方案的试点，由实践来检验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经过几年试点与逐步推进的平稳过渡，到2015年前后条件成熟时，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普遍允许城乡所有35岁及以下城乡夫妇生育二孩，35岁以上只生一孩的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补助奖励，违法生三孩者予以经济处罚，罚款全部由税务部门征收，不得由计生部门支配，而计生工作经费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对未满间隔怀孕二胎者予以批评教育，但不视为违法，不予罚款，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不得做非医学原因的人工流产，以防产前性别鉴定和流女保男；对模范实行适当间隔生育二孩者予以奖励。
这样，二孩生育不再需要指标，其“紧俏质好配额商品”的心理导向作用不复存在，人们自然会在生儿育女的高昂经济与机会成本，年轻夫妇自身事业发展，日常休闲、外出旅游等文化生活享受等方面权衡考虑。很多人很可能选择推迟生育二孩，一些人可能自愿选择终生只生一孩，极少数人则可能自愿选择终生不育。同时，一孩无论男女，生二孩机遇相同，男孩为价值高的“紧俏质好商品”而女孩为价值减半的“廉价质差商品”心理暗示误导作用消除，大大有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过高的危险倾向。 这时，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将好做得多。
上述判断早已被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等四个试点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多年成功实践所证实：20多年来，这些地区生育水平比其周边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低，出生性别比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与周边地区相比，二孩加间隔试点地区计生政策与农民群众的利益冲突大大减少，工作难度也自然小得多（详见本人发表于2009年5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题为“我国二孩政策平稳过渡的时机已到——二孩加间隔试点地区和沿海五省市经验的启示”一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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