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选举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伊拉克大选在层出不穷的争吵和爆炸声中完成了投票，初步统计结果迟迟未能公布，伊拉克选举委员会不断呼吁人们“要有耐心”，而现总理马利基的“法治国家联盟”和前总理阿拉维的“伊拉克名单”都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不断放话表示，自己的阵营在某些特定地区领先。

　　各方各面关注大选结果自然是可以理解的。经过多年动荡，伊拉克政治生活总体趋于正常化，此次大选的胜利者，将主导伊拉克从“准占领状态”到真正意义上主权独立国家的过渡，历史意义、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谁能抢占这一先机，谁就有望在未来“后占领时代”的伊拉克政治格局中占据“庄家”的有利地位。

　　对伊拉克大选结果高度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内各党各派。

　　不论承认与否，目前伊拉克真正的“当家人”是美军，这自然是两届布什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伊拉克战争所获得的回报，但在金融危机肆虐、美国内政外交麻烦不断之际，这份政治遗产更像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打着“反布什政策”旗号，喊着“让孩子们从伊拉克回家”口号上台的奥巴马，当然深知美国社会对这场没完没了战争的疲惫、厌倦，内有医改、高失业率、巨额赤字等腹心之患，外有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等当务之急，从伊拉克这个重要性相对靠后、开支却绝对靠前的战场抽身，是他最迫切的需要，而一个足以向国民交代、足以粉刷成“标志性成果”的伊拉克大选结果，则是这种抽身行动所必须的一声发令枪响。

　　然而选举结果真的这么重要么？

　　当海地2006年如期大选，并选出美国和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政府时，后者曾认为海地大局底定；当阿富汗在后塔利班时代终于完成第一次大选，美国和盟军最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卡尔扎伊如愿以偿时，后者也曾认为阿富汗问题出现解决的曙光。然而几年过去，海地和阿富汗已经完成了又一轮选举，选出了又一届“符合愿望”的政府，但社会动荡、族群矛盾、暴力，甚至战争，都依然困扰着这两个国家，一心想借大选结果的“东风”抽身回家的国际社会，至今仍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那两个国家无可奈何地充当宪兵。

　　在类似伊拉克这样，前政府、旧社会秩序被外力强行颠覆的国家里，选出怎样的政府和领导人，其实并非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是否已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即这个国家需要且能够通过选举这种形式摆脱占领与托管状态，重新构建一个符合本国全体民众和各派政治势力需要的新政治生活秩序，参加或不参加大选的各派政治力量是否也已达成共识，认定目前的选举模式是合法的、正当的、有效的，在选战中壮大自己、击败对手，会远比乞灵于族群冲突、社会暴力甚至内战，要更有效得多。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全体国民，是否也已有了这样的意识与信心，去迎接一个依靠投票、自由言论和政党轮替来表达自己诉求、追求自身权益的、崭新的社会模式，而不是靠血亲复仇、族际暴力，或对某个政治人物、派别的盲目崇拜跟随来保护自己和家人。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拉克的状况是值得谨慎乐观的。

　　尽管各政治势力间矛盾重重，且相互指责，但他们基本已接受了选举模式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尽管爆炸频仍，偶发事件不断，但伊拉克民众对选举和投票倾注了令外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巨大热情：据加拿大CBC广播电台援引伊拉克方面的数据，伊拉克全国大选投票率高达62%，库尔德自治区更在八成以上。

　　和海地、阿富汗相比，伊拉克民众战前受教育率要高得多，与外界的接触和互动也更多，都市化程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都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这为选举模式在当地的“激活生效”，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鉴于此，国际社会更应关注大选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应鼓励、保护伊拉克选举模式的权威性、有效性，保护伊拉克各政党、各阶层对选举的认同、热情与信赖，如此则不论谁当权，伊拉克都会迈向稳定；反之，即使最后入住巴格达的是“中意人选”，但选举权威丧失，各派宁可诉诸对抗、暴力和割据而非选票表达意愿，新政权号令不出巴格达（一如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政府），则美国和盟军借选举脱身的愿望，恐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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