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中国律师需要自己的NGO

　　《律师文摘》2009年会暨《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上发言

　　今年的《律师文摘》年会特别喜庆。一是这么多的朋友来为江平老师祝寿，贺他的八十华诞和庆贺文集的首发式；二是这么多的学人、外地同道支持《律师文摘》的活动，表明刊物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两件事无不令人特别高兴。

　　前不久我参加过一次为江老师祝寿的活动，那天我说：希望江老师再为我们工作50年，因为我们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可是后来又想，让江老师以130岁高龄工作，未免有点“残酷”，不可以那样，觉得还是应当想想怎样向他学习为好。这几天，结合当前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我以为应向他学习这样两点——

　　一是在困难面前要保持坚毅、勇敢、理性，决不放弃既定目标。

　　二是在生命历程中要善于抓住机遇。抓住机遇，要求关心大众疾苦，关怀民族苦难，为此应象江老师那样，勤学习，常反思，添智慧。机遇这个问题我以为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运而异；倘结合个体，我真又说不清楚。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反思自己的一生，没有建树；回顾经历，时感惭愧。最近常有朋友提到我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似乎是生命中的一个“亮点”。我当然不服上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参加所谓“伪军”的批判。但对照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我实在万分惭愧。我从戎总共一年半，又是有始无终，而且根本没上前线，比之前驱，无地自容。我想讲两个历史人物。

　　一是1943年守卫三峡口“石牌”要塞的胡琏将军。石牌是重庆门户，日寇欲攻下石牌溯江而上吞下重庆——我们国家当时的首府，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抗战的中心。可见石牌之役非同小可。守军只有一个师，师长胡琏少将，他深知责任重大，抱定必死决心，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战斗打响前一天，他上书老父诀别，我特意抄录了这封血写的信，请允许我占点时间为大家念念——

　　我为此信加了个题目：《胡琏将军呈父诀别书》

　　父亲大人：

　　 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服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读胡琏书，让我懂得什么叫“义薄云天”。请再看他同一天写的《与妻儿诀别书》（题目也是我加的）——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尚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谅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晨

　　国名之前，着一“大”字，透出爱国忧国的伟大气概。这位胡琏，就是1950年守卫金门的那位将军，那年解放军叶飞上将率军突袭金门，胡拼死抵御，竟致叶军整师全军覆没，无一还乡。这是题外话了。

　　下面说第二位。

　　年长的朋友当能忆及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当时日本想打通南下通道，与太平洋战区连成一片。天皇下令必须以最快速度攻下长沙、衡阳。长沙守军作战不力，旋即沦陷，于是衡阳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日本以最精锐的兵团，最先进的装备，十余万人之众，公开叫嚣三日之内攻下衡阳。我方守军首脑是名重一时的方先觉将军。他的兵力只有一个军，一万余人，武器落后，装备不足，但矢智矢勇，力抗顽敌。他的指挥部始终在最前沿，距敌阵仅300米。与敌人拼杀至百米左右，方军长依然指挥若定，士气受极大鼓舞。双方从街战打到巷战再到舍战，逐屋争夺，刺刀见血。情况最急时战场竟然三个小时不闻枪炮声，那是我军勇士在与敌寇拼刺刀，连同师、团长在内，莫不如是。我由此懂得了什么叫“气吞山河”！在方将军的统率下，衡阳一个孤城的保卫战居然坚守了47天，为盟军的整体战略反攻赢得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人们赞叹那是战史的奇迹！日本人哀鸣，这是他们发动战争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惨败。因为战役结局日敌伤亡人数数倍于方军。当然，我军大部都身殉衡阳了。孤城落日，他们应得到中华儿女永恒的纪念。

　　朋友们：两个人物，前者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到底，为实现理想履行职责，坚毅勇敢地奋斗到胜利，这一点与江老师的精神相通。后者则善于抓住机遇，以大智慧、大勇气为挽救民族苦难而战斗不息。这一点与江老师的品格相近。两者都是我应常常学习的。反省自我，在这些方面都差，但我已略识应以什么样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度完余生。

　　以下讲第三点，入题“余应何为”。

　　很多人劝我说：“83岁啦，你算了吧，你还看什么书吗！”经常不断地听到这样一些善意的劝告，很好，但是作为我来讲，我想，大家看我现在好象体力还可以吧，不能说我朽了，还没有朽，思想可能朽了，体力还可以。因此我想，我至少在最近这几年，我在诸位的指导与帮助之下，是不是还有可能做这样的几件事：

　　第一点，我想我应该以贺老师为榜样，贺老师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在法律界、律师界，是少有的几位关心我们的执业生态，关心我们的环保事业。这方面的事情当然你们做的不少，但是好象不如贺老师那样勇敢。

　　作为我来讲，我觉得这两年我受到的教育比较深，我相信我现在达到了这样的水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认为我是西藏人或者我是新疆人，或者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一个地球人，我就是一个“人”，这一点非常之重要。以前我们争呀打呀、吵呀闹呀、你呀我呀的，人类快要报销了，我们的地球有可能毁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我想有生之年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做到至少是要宣传这方面的重要性，挽救我们的地球，不至于毁在我们自己手上。

　　第二点，我想根据目前的形势，如何凝聚我们律师的力量非常重要。当然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可能熟悉，奥巴马前几天在海地地震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NGO来协助我们的政府帮助灾民。奥巴马的好坏我不评论，但是奥巴马这个思想我觉得精彩，非常之精彩。当然我们的律师是不是搞一个自己的NGO，大家知道是要犯忌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NGO，我们的力量怎么样能够凝聚起来，集中地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天大的命题。

　　比如李庄案，李庄我不认识，我不给任何人做什么评价，做什么鉴定，我只管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里，某个地方的公检法欺我律师太甚！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嘛！即便我们有一个律师犯了罪，也不等于说全体律师都犯了罪，你们怎么可以拿我们“连锅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律师的声音是不是弱了一些，是不是散了一些，是不是不够？我觉得不够，所以我很希望，我看我能不能想到一定的办法，能够在有生之年搞起我们一个NGO来，把我们的力量凝聚起来，把我们正确的声音发出来。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的律师制度能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诸位当然了解情况比我多，就我所知，从整体来讲，我们是15万多律师，从整体来讲我们的素质是否有待于提高，如何提升我们律师素质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因此前不久我跟孙国栋主编曾经共同商量，是不是能从今年开始，我们引进外力，我们吸收一些学者，我们要引进外部力量，像梁治平老师他们，当然不止梁老师，干什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办一些例如学习班之类的东西，请这些有学问的人、有思想的人，每月给我们培训一次。哪怕是讲一次课，一年12个月我们请12位大师一级的，或者是民间的思想家，来指导指导我们，来教育教育我们。

　　与此同时，他们能告诉我们你应当怎么学，一个人告诉我们一本书，我们一年会搞12本书，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包括我们的常识，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我们律师的素养一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主意的话，我们是不是应当利用今天这个会议的机会，我们酝酿一下，成立一个筹备组，来做这个事情，把这个担子都放在《律师文摘》身上，我们也太残忍了一些，看是不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一点，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老主意、老办法，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来推动我们的法治进程。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对自己给60分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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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校长在《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摘要

《南方周末》编者按:在一个风寒霜浓的日子里,中国法学界陪伴法学家江平度过了八十岁生日。这位命运多舛的历史老人,80年的人生经历正如法治在中国的映像,沉浮不定。法律人齐聚首向这位精神导师致敬,不单表达对他个人的祝福,也是祝福与寄望法治在中国的前景,是坚守理想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回想80年,感慨万分,应该说我是不幸者之中相当幸运的那些人。

　　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2年的波折,很多划成右派的学者,有的已经故去了,有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有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再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而我算是比较有幸的一个。因为在划右派的时候比较年轻,给我的处分也比较轻,这样我就有机会重新回到法学的讲坛,来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自己的贡献。

　　像我这样的人失去了22年的光阴,但是这22年光景学校已经补给我了。我现在80岁,如果按60岁退休,我应该补回20年了,如果再干20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阴都拿回来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把弥补的时间完全恢复过来,这点很高兴。第三个感到欣慰的就是划右派期间,对于自己体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我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家族历史,另一个就是那时候劳动对我的锻炼。现在除了去年得了一场病,体力稍微有点吃力,但总的来说感觉还好,我完全有信心,希望能够再过十年,能够活到90岁是我下一个目标。

　　但是终究说来我的来日不能为法学做太多贡献,我们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深深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经完成,要交给你们来完成重大的使命。中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艰巨得很啊!有人问我中国法治需要靠多少代来实现,我说一代两代人恐怕够呛,恐怕我们寄希望于三代四代,所以任重道远,完全靠诸君努力。

　　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的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私权的昌明才能有中国真正的复兴,或者中国的复兴是私权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但私权在中国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艰难险阻。比如说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的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现在中央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也涉及到的私权的保障。我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搏斗,在于二者的冲突和冲突中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说得更透些,中国更多面临着还是私权从公权中得到解放,私权从公权中得到利益的保护。

　　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字,我选择“呐喊”这个字是最近两年,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我想用“呐喊”这个字,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争取,又要善于争取。我觉得在现今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情况下,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很重要。

　　对中国的法治,我抱着乐观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这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唐福珍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虽然惨烈,但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非常厉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从历史眼光看,所有的倒退都只是暂时,全世界都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