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从“耻辱者”到“合唱者”

　　2009年末，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出版，书中摩罗展现的立场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一位网友的评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震惊的原因：“一个关注个体自由的人，如何会陶醉于空洞的国家叙事？”从1998年以个人生存体验书写《耻辱者手记》的摩罗，到写《中国站起来》的摩罗，二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一次改信，还是卢梭式“浪漫主义者”发展的必然？

　　南都周刊记者_陈鸣 实习生 姚欢 发自北京

　　即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们也承认，十年前，摩罗曾经以文字到达过他们的内心。“我不讳言我对摩罗的私人尊敬。如果他日见面，我仍愿称他一声老师。”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楚望台说。

　　“他一个人来，背一个很重的书包，装满了书，人谦和诚恳，是一个读书人的标准形象。”楚望台回忆起五六年前在一次讲座上见过的摩罗。

　　这种一以贯之的“谦逊真诚”的姿态在他的朋友圈中依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观感。即使是在猛烈批评《中国站起来》的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仍然对自己的这位故友有所维护：“以我多年来对摩罗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的。”

　　1998年，来自江西省都昌的“底层人民的儿子”万松生因为著名的“黑马文丛”进入文坛视野。他在《耻辱者手记》以一个边缘的民间思考者的身份探讨良知、正义和尊严，引起轰动，并被北大教授钱理群誉为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他现在的这个名字正是来自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1年过去，沉寂数年摩罗又推出的新书《中国站起来》，批判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导致中国人“精神大崩溃”，并斥之为“洋奴”。

　　摩罗这几年的思想轨迹是什么？一个“站起来”的摩罗和作为“耻辱者”的摩罗，二者迁移机制是什么？这是记者最初的好奇。

　　迁移

　　不论是在摩罗的博客中，还是与记者面对面的访谈中，他并不承认现在的自己推翻了十年前的自己，他承认的，只是视野上的迁移。——也就说，由于数年的人类学和殖民史的阅读和补课，原本对国际关系史一无所知的书生看清楚了。

　　真的是这样吗？解释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摩罗，很多人要求记者回到思想轨迹的深处。

　　笔名“崇拜摩罗”的韩立勇是摩罗作品的长期追踪者，在他的个人阅读体验中，摩罗曾给他巨大的精神帮助。2002年，韩立勇通过北大钱理群教授辗转找到摩罗，从此建立起私人友谊。在他看来，摩罗的转向并不是突然的，“他从前经历的苦难是来源于努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到了2002年出版的《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他发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反而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怀疑”。面对2009年的《中国站起来》里的摩罗，韩立勇发现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如此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之中。”

　　而对自己“视野的迁移”，摩罗有自己的解释。他坚持讲完他母亲的故事。“我劝我母亲信基督教，她一直不听，但也不反驳我。后来她给我一个理由，她说：我是信‘迷信’的，一直信到老了，怎么可能去改信呢？”“信迷信”这个词对摩罗触动很大，他发现他的母亲没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他认为这个命名权由社会的主流掌握，他们认为他们提倡的是文明科学，而那些边缘人所信奉的是迷信。她只能按主流的命名来给自己命名，按照别人的方式。“为什么我就不能正面来理解我母亲的精神生活呢？”

　　在追本溯源之后，他将这种“底层人被描述”的状态归结于“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对中国人的妖魔化上。对此，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有了自认为圆满的表述：“底层社会永远比上流社会更有文化。在中国社会，只有底层群体才能永久保存传统文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被摩罗定义为底层，而同构的是，这种底层的困境也是一种来自于强权的描述和污蔑。

　　在摩罗的描述里，所有围绕他展开的争议都被他关在门外，他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人，与任何主义无涉，他提出的一个证明是：“北京这么大，任何观点的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者，而我到北京十年，和任何圈子都没有掺到一起”。一周只上一天班，剩下的六天他是这样安排，早上7点起床看书写文章，午睡后接孩子放学，晚上看书或者陪孩子玩。

　　尽管如此，记者走进摩罗的书房，还是一眼看到了书桌上潘采夫写的那篇批评文章。那里面有一句十分锋利的话：“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摩罗平静地解释，反驳鲁迅，是因为他最终发现，鲁迅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描述权”的精英，而他自认为一直与长期失语的底层人站在一起，反对鲁迅已无可回避。摩罗用一个方式取消了以逻辑对接进行讨论类似批评文章的可能性——他认为批评者没有看懂他的书，即使是宣布与他绝交的余杰和徐晋如，也自说自话，没有击中靶心。那么，“靶心是什么？”摩罗回答：“中国人没有独特的劣根性。”

　　很难判断，这种回应是心迹上的坦承，还是交锋上的回避。

　　分化

　　九十年代的摩罗和余杰双星并耀，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低潮之后，文艺界和高校青年们在他们身上再度发现了一种发声的可能性。

　　当时二人惺惺相惜，余杰评价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而摩罗则将余杰与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相提并论。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为何摩罗余杰这二人也越走越远，竟至因《中国站起来》一书而绝交？余杰的回答是：“理念上的根本对立。”

　　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期间，摩罗曾经承受过巨大的外来压力。因为发表过太多的批评意见，摩罗教学的课程一度经历学生告密揭发，不时有政治辅导员到堂旁听，最后乃至遭遇停课。而这次摩罗面临的更多是故友的压力。

　　面对摩罗现在的转向，曾经被摩罗视为精神导师的吴洪森不留情脸地批评：“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余杰认为，摩罗的这种转变说明他完全背叛了过往，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底线，“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他用这本书重回大陆图书市场，并获取了一些人的喜爱。”

　　而楚望台的判断相对温和，他更愿意从思想脉络上理解这样的转向。“一个相信天地不仁，又看破人心惟危的知识分子，他的后路只有两种——或者成为一个嬉笑怒骂，嘲讽一切、解构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或者成为一个奉国家为偶像，将个体生命意义寄寓到民族命运洪流中去的国家主义者。”

　　密集的批评当中也有一些赞扬之声。钱文忠评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

　　如果我们选取另一个观察样本，在豆瓣网上，这本书的总评不及格，但却出现了有趣的两个极端，给出5星评价的占34.4%，给出最低1星评价的占39.7%，也就是说看过这本书的人一般来说，要么是极度认同，要么是极度反对。尽管摩罗指责很多人以意识形态对他展开批评，但另一个事实是，赞扬他的大部分文章，同样以意识形态为分野。

　　在批评者看来，知识结构缺陷是摩罗的要害。楚望台认为：“摩罗并不适合触碰这样的话题，他的视野和他批判的这些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他是无知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上他是无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用一种文学式的笔法来发议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连以前那种文学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钱理群列名《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联袂推荐，但却拒绝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上。电话里，在记者的追问下，钱理群表述了二层意思：其一，“我参与推荐他的书，除了友谊之外，还因为在当下中国确实面临着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的问题，讨论本身就有意义。”其二，“我对中国当下的看法、对‘五四’时代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都与摩罗不同。”

　　接下来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或许有些尴尬——“你是否依然保持对摩罗‘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的评价？”电话那头的钱理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接受了吧”。

　　危机

　　实际上，钱理群曾对他当面表达过对这种转向的担忧，“摩罗是一个容易钻牛角尖的人，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观点，起码在心中要留有三分质疑。但他说，很难。”

　　让记者感到困惑的是：摩罗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对这个问题，摩罗同样困惑。“一开始我期待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但在2004年完成了《六道轮回》的创作之后，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特殊的才华”。

　　在采访中，摩罗一直拒绝给自己定义一个身份——如果说有，在钱理群的观察里，就是摩罗一直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向记者强调，尽管在北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但他和他的爱人依然每个月寄钱给家乡的亲戚。

　　“我所面临的是自己三十年底层生活经验的处理，我从来就不是任何‘主义者’，我要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摩罗说。

　　如果细察摩罗那些激情挥洒的文字，身份认同的危机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存在。

　　在1999年《写作的限度》中，摩罗描述自己：“存在的虚无感和精神的虚妄感紧紧地缠着我，内心的那份失落和凄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面对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时，我对”人“、”生命“、”真理“、”正义“、”价值“等等东西全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1年之后，坐在望京家中的书房里，摩罗听记者念完了《耻辱者手记》中的另一段话：“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他的表情已经释然。他认为当年自己还相信存在一个知识分子乌托邦，而现在他相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除了个别像马克思那样的精神圣徒除外。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展现的自信和昂扬：“我们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强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在宏大叙事中，“耻辱者摩罗”的思想困境在“爱国者摩罗”那里终于得到了消解。

　　当记者提问：“如何定位《中国站起来》”时，摩罗的回答是：“一本社科大众读物”。作者并无意于构建一个类似于摩罗自己所推崇的J.M.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那样一个基于逻辑推演的学术著作。

　　“我的书的遗憾是第一和第三部分材料比较不足。但是，像第三部分崛起篇，它本来就是一种情感表达！情感表达，何错之有！？”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批评者们最初所寄寓的阅读期待，作者似乎从写作的一开始便无意承接。

　　那么，一串自然生发的疑问是：讨论这本书及其作者，价值何在？或者，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实现逻辑对接的可能性何在？如果不是摩罗这个名字，这本以“中国”为旗号的书在2009年末的图书市场上又会有几个人注意到呢？

　　在三个半小时的访谈中，记者怀揣的疑惑并未得到解答。但是，这本书引起最初关注的理由其实一个就够了，因为他是摩罗——不论是一种迎接，还是一种告别。

　　南都周刊×摩罗

　　我写一本外争族权的书，有什么不可以

　　中国最有全球化的经验

　　南都周刊：余杰评价你这本书是向《我的奋斗》致敬之作。在《前言》里，你把中国的崛起与当年德国、日本、苏联的“崛起”相提而论，并建言以希特勒时期德国、社会主义时代俄国和二战时期的日本为鉴，挑战西方霸权。然而，你又很矛盾地承认：“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点，也是非理性的。它只能是一把双刃剑。”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划在哪里？

　　摩罗：《我的奋斗》我没看过，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扼制，这是值得敬佩的。希特勒因为杀人而被看作魔鬼，可是他并不是唯一的魔鬼。对于被屠杀、被殖民的弱者来说，所有的殖民者、侵略者都是魔鬼，不独希特勒如此也，英国殖民者、美国殖民者也是魔鬼。中国知识分子拿希特勒说事而认可其他魔鬼，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甚至可能是故意为虎作伥。

　　在面对强权的时候，就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在国际霸权之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中国是绝对需要爱国主义的。等中国发展为第一强国，再来提防爱国主义的非理性成分并不迟啊。

　　南都周刊：你还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

　　摩罗：用这句话诟病我的都是书呆子。英美的崛起不就是靠战争屠杀和劫掠吗？布什侵略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公民71%支持他，这不就是战争动员吗？中国实际上也是这么做，毛泽东实现民族独立靠的不是战争动员吗？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不也是战争动员的方式吗？当时为了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机器动员起来批评毛时代的错误、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肯定西方的光明面、肯定西方的制度优越性。直到今天实际还是这样一种经济动员模式，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我说借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挑战西方霸权，这句话一点都不过，这不是我的学说，我说的只是一种事实。到现在为止，美国还天天用战争维护民族本身。我这个说法的目的是提醒大家保持民族高度的警觉，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识和安排。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提出“中国文化先天地具有公心，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志在天下”，进而来印证汤因比的预言：“中国将来会统一世界”。我知道你推崇布劳特，但你打算如何避免这样一种批评，即你可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史观，只不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欧洲中心论替换成中华中心论？

　　摩罗：我的意思是，以西方领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进程，如果中国来领导全球化，不平等程度会减缓。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中国曾经在原始社会阶段和阶级社会阶段两次完成过全球化的壮举。自商以来，中国就在自己目力所及的地方建立政权，万国来朝，享有天子之尊，号令天下，后来秦代又一次统一，中国最有全球化的经验。而这两次全球化中，中国都没有建立殖民地，他打下的地方都享有和京畿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和蕃属国搞贸易，中国一直就是补贴，以“逆向殖民”来购买国家安全。

　　南都周刊：有一个对你的批评是，你在文学上有不错的造诣，但由于你知识上的缺陷，在国际关系领域、全球化等话题发言是轻率之举。

　　摩罗：任何人的知识都有欠缺，不可能把所以知识都学完了才发言。我说话还是比较慎重的人，不熟悉的领域我不会发言。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殖民者和五四精英给我们戴上的“国民劣根性”的帽子拿掉。

　　别人说我对国际关系不了解，那是因为他建构了一个错误的世界图式，他相信的是西方的优秀文明传播给全世界，现在西方人正带领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统一进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光明的事业。其实他们才是不懂国际关系。批评我的人居然指责我反对全球化，好像这是一个罪名。

　　南都周刊：你反全球化吗？

　　摩罗：我当然反这种方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全球化必须以西方为中心呢？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

　　南都周刊：中国站了起来，对普通公民的意义在哪里？在你看来，爱国主义是源于每个个体公民权利的集合，还是源于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共同体”的意志？

　　摩罗：爱国主义来源于动物的本能，人和他所在的集体是捆绑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种都是这样。中国在近代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种族灭绝，是因为好歹有一个腐败的满清政权在，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就显示了它与我们命运的相关性。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贬斥爱国主义？

　　南都周刊：就我观察，知识界谨慎对待“爱国主义”的字眼实际上是出于担忧爱国主义被滥用。因此才有你以前的朋友任不寐提出的“爱国贼”概念。你认为爱国主义最大的危险是？

　　摩罗：中国知识分子懂得反对中国制度的不合理，为什么不反对一个国际制度的不合理？国际制度的不合理不是远胜于中国制度的不合理吗？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缺乏基本的国际视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工人农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把产品生产出来了，而中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身份组织了这么一个大生产，而知识分子做过什么？

　　南都周刊：请问你一再强调的政治认同是什么意思？

　　摩罗：可能用“国家认同”更加方便一点。在当下的国际舞台上有多种国家势力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相互博弈，而中国人能不能在这个格局中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应该既在国内争取民权，又在国际争取族权，应该不应该两重权利都去争取？假如没有这个认同，那我们就对中国内部的事务缺乏了解，比如说把外国对中国的掠夺，一定要说成是官方有意卖国，却放着掠夺者不予谴责。说这种话的人，他的政治认同就是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一种对国家不利的变化。

　　南都周刊：一个政府，如何真实地反映民意？又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去争民族的权益？

　　摩罗：中国的人民还拿不出这么大的力量向政府要权力，而外国政府有这个力量，当然谁有这个力量利益就给谁啊，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技术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和满清还不一样，不存在民族的不认同，它不是主动出让民族利益，而是处于一个压力和被动的境遇之中，谁给的压力大，它就把利益给谁，它会尽力减少民族利益的损失。

　　南都周刊：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吗？

　　摩罗：这是我的心愿。连当年的清朝，它在面对不平等条约时，它代表的也是国家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没法讨论了。

　　南都周刊：知识界对你这本书有如潮的批评，这对你会造成困惑和反省吗？

　　摩罗：写这本书时，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国民性评判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劣根性的确认，对于西方强权者优根性的确信，进而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中国人对自己创造的东西都不认可，包括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这本书出来之后遭遇的批评，更让我明白，中国人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此前几十年，我都在言说“内争民权”问题，这几年我通过广泛的阅读，对两百年来中国由盛转衰、又从低谷起死回生的历程有所了解，我为此写了一本“外争族权”的书，强调中国文化、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强调我们中华民族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正当性，有什么不可以？

　　我不是那种知识化的学者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了“五四”先贤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人的精神大崩溃。你对中国精神怎么定位？

　　摩罗：其实我重点是说“中国的”精神大崩溃，不是“中国精神”。我指的是中国人没有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没有捍卫自己文化的正当性。其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的利益设置于中心，一个民族捍卫自己的文化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可是中国精英群体在“五四”前后，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批判自己的文化，表明这个民族的精神群体在精神上完全崩溃。

　　南都周刊：叶匡政的看法是：中国真正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是在近几十年，这从台湾教育体系一直把儒家文化当作哲学基础，也可以得到佐证。

　　摩罗：即使近几十年更严重，但是源头还是“五四”。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用法定的方式规定中国不能教体现中国价值的典籍，而只是留下一些唐诗宋词，文学性的文章放在教材中做点缀，这个是对中国文化的切断。“五四”完全否定了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正当性。毛泽东时代接着否定了中国民间文化的正当性。二者合在一起，就把中国文化完全否定了，处于彻底被动状态，人家说什么是什么。所有，现在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任何批评，中国没有招架之地呢，这和我们取消自己文化相关，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拿什么用呢，而拿西方的文化来应对，最后会发现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帮他们来否定我们自己。

　　南都周刊：你认为一个健全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应是怎样？

　　摩罗：自古以来，民族间交往有压力。在应对西方时，武器不如他们要学习，但是自己民族存在的正当性，文化存在的正当性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我们主动放弃，就是承认西方对我们的压迫都是对的。我们实际就处于这样的尴尬的局面，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应对西方的压力。所有，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必须坚持我和他的文化是平等的。在这个前提下，他的好东西我们可以学，他们也应该随乡入俗，认同我们的文化。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还有什么啊。尽管在当时，“五四”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西方殖民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全世界，其他被殖民的民族还有别的方式在应对，为什么别人没有选择像中国一样放弃自己的文化呢。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写文章时，都会告诉读者义和团是愚昧的、是暴力的，从比我年长20岁到我这个年龄段写文章的人都这么写，为什么？因为不这么写，他在知识界就不主流，就混不下去，别人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愚昧。义和团何错之有？抵抗外国侵略者入侵，这种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需要讨论的。

　　南都周刊：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身份？

　　摩罗：我不是那种知识化的学者，而是面对自己问题的学者。我处理的主要是我30岁之前在农村的经验。我本着自己的经验和热情说一些话，如此而已。我没有理由标榜自己是底层利益的代言人，我没有做出能够支持这种标榜的事情。

　　南都周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今天的思想成果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

　　摩罗：不是。我只想说，中国人并没有比西方人更坏的某种劣根性。人性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缺点，他们也可能有。就证明这个结论而言，我书中的材料足够多的，只是所有的批评者都不提我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和我提供的这些材料。

　　摩罗十年思想记录

　　《耻辱者手记》

　　处女作，引起极大轰动。挖掘中国文人的劣根性，深切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自由的歌谣》

　　第二本文集，体现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耻辱”的反省和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关怀。　　

　　《不死的火焰》

　　对中国文学陷入刻板的政治概念和公共经验的现象作出尖锐批评，追索精神文化领域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深层原因。　　

　　《大地上的悲悯》

　　依然是散文集，依然延续前三本书的思考主题。体现出宗教情怀。　　

　　《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

　　摩罗在儿子万樟笑出生以后一年内，为孩子写的日记。记述了与小生命共同生活的幸福。　　

　　《中国站起来》

　　文风及观点转变极大，摩罗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