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阴霾下的财政增收

　　根据最新披露的初步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8.7%的增速。

　　对这一结果，很多评论和分析认为，不合理的税制结构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政府与民争利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局面。长期来看，笔者个人赞成这种说法，也同意这种状况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大威胁，更赞同体制改革是改变这一不合理分配结构的最根本途径。但仅仅用这种观点可能不足以解释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采取包括减税政策在内、举全国之力保八的2009年，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增速还能超过GDP增速呢？

　　以笔者愚见，政府分享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原因，根源在于我们正在努力改革但尚不完善的体制，这一不完善的体制通过包括税制在内的政策造就了这一结果。

　　现实问题在于，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命题。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年，体制改革还在进行当中而且短期内似乎难以产生最终结果。因此，对政府优先的分配体制这一复杂问题进行分解是有必要的，而财政收入增幅长期快于GDP增速作为这一问题的最突出表现，讨论它的形成原因是一件有趣的话题。

　　我认为，除了税制、土地财政等问题以外，不易察觉的通货膨胀税效应是解释2009年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速的一个有力角度。实际上，通胀产生的税收增收效应可能每年都存在，但这一效应在2009年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影响力。

　　从2009年分季度财政收入情况来看，一季度财政收入下滑了8.3%，上半年下降了2.4%，直到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速才转正为5.3%。对比央行按季度公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M2从一季度的25.5%增加到二季度的28.5%再到三季度的29.3%，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水涨船高。当然，这样一种粗糙的对比无法精确推导出货币加速供应带动财政收入增长的结论，这需要研究者们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作为一种经验性假定，通货膨胀税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2009年，M2增速达到了创纪录的27.7%，这一增速表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想象。自2001年以来，除了经济过热的2003年达到19.6%的增速以外，大多数年份的M2增速都保持在14-17%左右，而2003年过快的M2增速直接导致了2004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M2增速降低至14.6%。在这一时期，除个别年份外，财政收入增速一般年份均不同程度高于M2增速。但在2009年，财政收入增速远低于M2增速，这种反常表明，2009年，通货膨胀税效应大大超出以往年份。

　　必须承认，对于什么是通胀，学术界还有争议。假如一定要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在2009年的中国，通胀是不存在的，而且2010年看起来也不会有严重的通胀。但假设将标准换为货币供应量，那么毋庸讳言，2009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存在过大之嫌。

　　对每个政府来说，温和的、可接受的通胀确实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最佳状态。但这种状态的实现是依赖于多个条件的，其中最核心的是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使货币政策受到政府任期的短期功利目标影响。对于财政处境艰难的政府来说，单纯依赖通货膨胀来提高财政动员能力无异于饮鸩止渴。历史经验表明，采用这样政策的政府大都会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

　　中国财政与国外财政职能是有重大区别的，中国财政同时具有公共服务和国有资本投资的两大职能。在国有资本处于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情况下，哪怕只是部分政策的微调，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也会有很大提高，根本没有大举借债的后顾之忧。因此，在政府财政动员能力尚未得到全面挖掘、财政收支开源节流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追求通货膨胀税效应。这样看来，2009年通货膨胀税效应只是一个意外结果而不是有意为之。

　　但客观的讲，清醒的政策制定者绝不会去设计这样一个结果，没有那个政府会愚蠢到有意去追求大幅度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往往都是意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而言，保八很重要，财政增收也很重要，但预防通胀或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