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未达标 各路财神需努力

　　因为出过孔子等善于教书育人的名师，加之可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教育就从来是我国民众最为关注的几件大事之一。但关注归关注，真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光说漂亮话绝对不行。所谓领导高度重视、所谓规划非常合理、所谓准备足够充分、所谓目标极其明确，如果没有经费、拨款作支撑，那都是空中楼阁，等于扯淡。

　　历史经验表明，即便是那些举个人才智，倾心倾力投入教育事业并有所成就的牛人们，也无一不要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筹款方面——要办个小学堂如武训，需要去上街乞讨；要办个全系列的南开学校如张伯苓，则就需要去打军阀政客的秋风。国际经验方面，举个近邻的例子，距今一百年前，日本主管教育的文部省是当时明治维新后经费最多的政府部门，在1880—1910年的三十年中，日本政府的教育投入占各项财政支出的23％。以致日本人自己评价明治维新，也都骄傲地说“为前史未有之大变革，凡百庶政，殆皆创始于是时，而以教育制度为最”。

　　照这个逻辑，在建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经济实力超日赶美的我国，教育经费该是无忧无虑地和GDP比翼齐飞的，甚至是毋庸置疑地预算大头。但当我们无意中得知，迄今财政投入教育经费的比例仍不足GDP4%时，却不禁感到悲哀和讶异。

　　悲哀云者，在于这一消息的披露起因竟是如此的不正规，还是在媒体报道教育部2010年度的工作计划时，其中提到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被称为“眼睛雪亮”的广大围观群众这才发现自己确实“不明真相”，原来四年前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就已经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到了2010年，已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想当初，估摸着教育部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4%”目标写进“十一五计划”，然后，眼巴巴等了四年多，花钱的计划书应都落满灰了。如今到了该制订“十二五计划”的时节，才自己勉励自己，这“4%”没达标呢，还需要我们促进。值得玩味的是，有预算权力的各路“财神”们一声不吭、装聋作哑四年多，当此之时，还让本身不掌握预算权力的教育部拿什么促进？再与“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堂皇口号对比，显示出的是教育部门在行政部门体系中话语权的弱势，显示出的是教育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序列中受重视程度的弱势，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悲哀。

　　讶异云者，在于不仅所谓“十一五计划”目标存在完不成的风险，17年前制定、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设置的教育投入目标“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也没有完成。也就是说，同一个目标，在近二十年内被设定了两次，两次都齐刷刷落了空。在二十年中，仅有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但也只占GDP的3.48%。在这种支出水平上，竟然还有很不少的人毫无廉耻地大谈什么“给多少钱也解决不了中国教育问题”以及“中国教育需要体制变革而不是加大投入”……这些都是典型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机会主义思维，仅有强大的破坏性而没有丝毫建设性。在近二十年投入严重不足的当口，我国的教育部门、教育工作者面对的却是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学龄潮”，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普遍出现巨大而持续的经费缺口，各地学校无米下炊，只得各出怪招，这才产生了代课教师问题、高校收费问题等，并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乃至教育主管部门则承担了公众淋漓尽兴的口水。这里顺带说一句，在公众眼中，媒体聚焦甚久的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貌似是一回事，其实，它们是因各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所导致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就这样，十年前，“纲要”设定的目标没实现，没人吭声；十年后，“十一五计划”设定的目标将再次落空，才有人小声吭哧一声，奇哉怪也。

　　当然，无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再如何地悲哀和讶异，真要解决国家教育的经费困境，你我说了都不算，还是要靠各级管预算的“财神”部门的老爷们高抬贵手、大发善心才行。

　　但问题在于，即使2010年一次性达标到了“4%”，以后又将怎么办呢？

　　照我说，倘决策者真有诚意，咱不如干脆动手修订《教育法》，明确规定“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2010年起逐年增长”。如此，“财神们”一劳永逸，穷了N多年的教育圈中人也当可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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