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亦为民而立》发出后，南都网友有对我的批评(抑或骂)。比如第一条就指责我“你今天就是垃圾，你骨子里是个奴才，你到今天还在宣扬这套垃圾，说明你内心已经烂透了”。我不明白，今人何以对孔儒如此怨恨，以致我为儒家的正面性说了些话，就被视为垃圾。我当然理解，网友对孔儒的恨来自对专制的恨，但，孔儒和专制不是因果。尤其20世纪所形成的现代专制，更源自外而非源自儒。假如我们对现实不满，却拿古人(儒家)出气，更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古人身上，这，足以说明我们自己的无能。
从跟帖来看，视儒家为垃圾，大都因为孔子的君臣父子等级制：“儒家学说核心是礼制，就是用各种华美礼仪说教包装奴才式道德，方便维持旧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等级社会稳定。”这条跟帖，有知识上的问题存在。且不说我读孔子，只看到孔子教人如何做人，甚至是如何做君子，并没有看到一字一句教人如何做奴才。至于说到历为人所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囫囵。这里有两个君臣父子，前一个君臣父子，在孔子时代是一种已然的秩序，并非为孔子所创立。后一个君臣父子，不过是强调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即君仁臣忠。很显然，对这个既定的秩序来说，孔子表述的落点在后不在前。并且，君臣作为一种对待关系，并非仅仅是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其关系则反转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之类的关系，并非鼓吹不平等，而是强调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要各尽职分或本分。尤其在孟子那里，君臣关系更急转直下为人格意义上的对等。试问，在君主面前，孔孟二儒，何奴才之有？
就先秦君臣父子等级制言，突出强调其不平等的也是法家而非儒家。如商鞅：“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之义也。”在法家的“君臣之义”中，不会有儒家的“臣之视君如寇雠”。要说奴才，也只有在法家及法家所支撑的皇权专制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相反，一个人孔孟读得越多，他离奴才的距离就越远。当然，我不是一意回护儒家。儒家尤其到后来，的确也有等级制。但，等级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至少这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人类社会自其产生，永远是分为不同等级的，现代民主社会也不例外(社会分工就把白领和蓝领分成不同的等级)。所谓平等，正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等级而言，即在不同的等级之间，如何做到公平(而非把人的不同等级拉平)。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人的平等只能是法律平等。以此返观先秦，儒家顶着“礼制”的名头，好像最不平等；法家顶着“法制”的字样，好像与现代更靠近。其实，情形恰恰相反。
这是另一位网友的跟帖：“孔子思想最害人！中国之所以走不了法制社会这条路，就是因为这个孔老头……”遏制中国法制的因素，如果可以追溯传统，那也是法而不是儒。先秦儒家中有否法治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苛求古人，可以读读孟子的《尽心上》。这里我没有篇幅，不遑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法家的法和现代的法，因其能指相同，颇误导了一部分人，甚至是早年的胡适和不谙中国的哈耶克。法家固然主张法制，但，正如商鞅所言：“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法制所以制民，这是法家立法的初衷(与儒家的以民为本正相反)；故商鞅毫不掩饰地说：法者，“帝王之具也”。它不但与现代以保障权利为目的的法治顶针，而且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头脑里无不充斥着挥之不去的法家意识。因此，我想提醒这位网友，中国法治之难，难在秦始皇而不在孔夫子。
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只是在个人乃至私人意义上的一个孔子尊敬者(至少这是我的权利)。我反感当年《新青年》整体反对传统文化或儒文化的态度，那是典型的非古即今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且容不得不同意见，不合即骂(请看它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它不但开了一个世纪反孔反儒的头，同时更开了一个世纪不良文化风气的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五四新文化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肃、框架依旧”。恕我直率，我看到的某些跟帖，正印证了我的判断。我当然不在乎别人骂我什么奴才和垃圾，但我很为骂人者惜，更为这百年历史惜。因为，无论在文化态度、文化思维还是文化方式上，我们今天的某些文化习惯，与90年前的那个文化现象，实在太像了。□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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