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会议应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近日，有媒体报道，地方两会中增税或设立某种新税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议案的热点。仅仅新税种的名称就包括物业税、“绿税”、气候变化税、能源税、碳税、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机动车环境税等等，大有一税就灵之势。而众多代表委员也踊跃献计，也引来非议，质问“人民的代表为何也亢奋地喊增税”？（童大林）

　　首先，这应该从现行人大代表大会的制度缺陷说起。我国人大代表并非专业代议士，只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发挥作用。在短时间内实现角色意识的转换，可能性甚是微小。如据统计，在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相当之高，如广州500名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就占了38.43%。如果再算上文教卫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个比例还要高出不少。让这些官员或领导代表在一两天内由被监督的角色一变而为监督者，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大多数代表而言，短短的一年会期更多是一种荣誉而非职业，尤其基层代表，在知识和经验上本有欠缺，其成为人大代表又多因本职工作出色，很难为短短会期而投入过多精力以弥补相关缺陷，因此，在会上成为沉默代表也就不足为奇怪。近年来，随着对两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媒体的日益发达，两会又成为少数人出风头的舞台，而为了吸引眼球，各路记者专候所谓的“明星”代表委员以获得花絮或雷语，已成常态。就这样，随着人大所涉及事务越来越复杂专业，人大代表非专任化的弊端也就日益浮现出来，不客气的说，代表大会很容易就沦为了官员的联欢会、基层代表的荣誉休假和少数人的表演场所。

　　其次，要从地方政治生态说起。具体到征税收费问题而言，由于人大代表的“官员化”、“领导化”，增加收费项目或加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占优势群体的官员或领导的偏好，通过一些好出风头的委员代表而被频频提出，也就在所难免。 已经有很多论者指出，我国宏观税负比例已然很高，若再加大税收，将更加不利于内需的提升，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有负面作用。如果仔细分析，更会发现，目前各地政府所意图增加的税收，基本都指向了在市场化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如物业税，又如北京市拟议中的机动车环境税，说到底都是拿市场化中新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开刀，表面上看，这符合转移支付的逻辑，但是，与每年近万亿元的“三公”消费相比，究竟谁才该让出利益，不是很清楚的吗？对“三公”消费等不当支出的制约，本应是人大的当然职能，舍此而不由，却惦记着社会各界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财富，不能不给予人不务正业的感觉。这表明，在地方政治生态中，人大会议尚不能对党政部门的开支有实际的约束，这在一定上助长了增税和收费的冲动。

　　最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大都市，大量的外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攒了一定的个人财富，但是，由于现行选举制度的关系，他们很难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去，也因此造成了这部分群体在人大和政协中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以他们为主要对象的收费或征税提议，而在笔者看来，正在修改中的《选举法》应该重视这一问题，为大量的外地人参与本地政治生活提供渠道。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有拥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才不会被忽视甚至被牺牲。

　　目前，我国人大代表仅在县区一级实行直接选举，地市以上则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在人员构成上则尽可能体现出足够的代表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代大会并不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台，而更像是一场旨在展现政治和谐的活动。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各方利益冲突日益频繁，这也就意味着，将更多的利益代表吸收进人大会议，将人大会议日益成为各方利益的博弈平台，成为能实质约束政府行为的机关，应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更好发展，也更有利于政治和谐，当然，如能做到这一点，人大代表们喊的更多的，将是减税，而不是现在的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