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守望者逃离了麦田

　　当地时间1月27日，《麦田里的守望者》之父、91岁的J.D.塞林格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家中谢世，此前，他已隐居于这个僻静小镇的某个山头超过五十年。一排高6.5英尺的围栏围住他的房子，除了亲人与极少数的朋友，其他人想要与他接近只能通过递纸条、写信—或者铤而走险翻爬围栏。

　　1月1日是他的生日，照例没有传出任何派对或庆典的消息。半个世纪来，尽管文坛“狗仔”以及铁杆“塞迷”们从未放弃过在科尼什镇逡巡，以期拍摄到他的一张照片或者从镇上乡邻口中挖掘只言片语，但都鲜有所获—这个犟老头，绝对称得上美国文坛段位最高的隐士。相较之下，同样不爱抛头露面的托马斯•品钦就像一个四处游荡的浪人（《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Charles McGrath语）。

　　死亡，或许是塞林格最彻底的隐逸，又或许意味着他再也无力孤身捍卫自己的隐私。一周来，他离世引发的喧嚣，对于这样一个一生只出版了四本薄薄著作、1965年后便在文坛销声匿迹的作家而言，堪称奇迹。这样的热闹一定不是他喜欢的，然而，他再也听不到了，也无法再用咆哮与诉讼拒绝。

　　他三本著作的中文版编辑彭伦说，铺天盖地的报道如过去的几十年间发生的一样，大多专注于塞林格的生平“怪事”：他的经历、情史，而他的文学成就很可能被遮蔽与低估了。

　　被迅速“抛弃”的成功

　　一切对他隐私的好奇与窥探，都始于1951年7月16日。那一天，《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32岁的塞林格一夜成名。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述了出身富裕家庭的十六岁少年霍尔顿•考尔德，被一间精英学校开除之后在纽约城里的几天游荡生活，他住在小旅馆里，逛夜店，在电影院消磨时光，与妓女厮混……在溜回家与妹妹菲苾诀别时，他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与理想，他说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凭借愤世嫉俗、满是俚语的腔调，对青春期苦闷的宣泄，以及其激烈而独特的道德感、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这部小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引起极大共鸣，并迅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崇拜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几乎成了一种长大成人的仪式和标志，霍尔顿的衣着和举止也被广泛模仿。

　　对它的恐惧与诋毁也几乎同时而来。批评声围绕道德败坏、虚无主义、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等焦点。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 sake”和6个“fuck”。 美国一些保守的州和学校一度将之列为禁书，甚至直到70年代，还发生过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的事。

　　在传媒与舆论高度发达的时代，“话题人物”塞林格迅速被制造成了一个可以被消费的文坛“偶像”。人们津津乐道于他本人经历与霍尔顿•考尔德之间的关联，并揣测他的少年时代究竟有过怎样的心理创伤。曾经热切渴望成功的塞林格，很快对这一切失去了耐性。他告诉星期六评论的编辑，他已经看腻味了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自己的照片，他命令经纪人将所有粉丝的狂热信件付之一炬。

　　1953年，他索性买下新罕布什尔州乡下一块90英亩的土地，践行“麦田守望者”霍尔顿的愿望：“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远离“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

　　出版是对他的严重侵犯

　　然而隐居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塞林格此后的经历证明，对有的人而言，为维护生活的平静所需付出的努力，相较于他为获得成功所做的，要多出好几倍还不止。沉默，有时不得不以打破沉默的方式来捍卫。

　　只需简单翻阅罗•亚历山大所著的《塞林格传》，就会惊叹于“侵扰者”的锲而不舍—这本传记的很大篇幅都由一位位试图潜近塞林格的记者、热心读者的“惊鸿一瞥”连缀而成，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号称对塞林格崇拜与爱戴至极，却多少凭借对“偶像”的窥探换取利益。塞林格曾对一位几次来探访的记者克拉克森说：“如果你试图利用我来让你的职业起色，我给你的唯一建议是读读其他人的。”

　　一向对成人世界保持警惕的塞林格，隐居后原本维持着与当地青少年、中学生的交往。1953年秋，他曾友善地接待了其中一名中学生，并应允他们之间的谈话可以刊登在当地一份报纸的高中版上。但文章最终出现在了社论版，这让塞林格感到了背叛，从此他谢绝拜访，也是在那时候筑起了环绕屋子的6英尺半高围墙。

　　1974年，署名为John Greenberg的出版商未经授权将塞林格发表于各杂志、未被收录在册的21篇短篇小说结集，悄然发售。为此，塞林格自1953年以来首次打破沉默，专门致电《纽约时报》表达愤怒之情：“假如你有一件很喜欢的外套，而有人闯进你的衣柜把它盗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塞林格通过律师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John Greenberg和17家当地书店，还接受记者采访，说出了他那几句著名的话:“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我热爱写作，但我只为自己和自己的乐趣而写。”

　　的确，自从搬到新罕布什尔，塞林格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少，很快就完全停止。《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收录的都是以前在《纽约客》上发表过的作品，分别于1953年、1961年和1963年出版。塞林格最后出版的作品是《哈普沃兹16，1924》。这是一部2.5万字的短篇小说，占据了1965年6月19日的《纽约客》大部分篇幅。

　　这并不意味着塞林格江郎才尽或停止了写作。事实上，在他围墙之内隐秘的居所，他专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只有一个天窗的小单间，隔离于起居室。据《时代》周刊1961年9月15日报道，脸色苍白的塞林格常常坐在这个只有一张长形桌、几个书柜和档案架的屋子里写作，他有时写得很快，其他时候，他则用几个小时把自己的记录扔进壁炉里，或者在一长串的单词里精心挑选合适的那一个。

　　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相信，父亲的抽屉里至少锁了两部未发表的小说，而他曾经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则说，她看到了关于格拉斯一家的笔记本塞满了书架—格拉斯家族系列，几乎是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外，所有写作围绕的主题，《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都是构建这个虚拟的神童家族的砖瓦。

　　最动人的“神童家族”

　　直到2007年至2009年间，《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才陆续推出简体中文版译本，首印各一万五千册，迄今并无加印。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早在1963年就被引进中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施咸荣翻译，此后各种版本不下十余种。据译林出版社提供的数据，《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仅2009年全年销量就近10万册。在全世界，该书更是累计售出超过6500万本。

　　美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盛宁，在得知塞林格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浏览了各大英美媒体的报道，“几十年来，大家翻来覆去所说的都是那些事，英美媒体对于塞林格也只能冠以‘隐士’之名，说不出更多东西。”盛宁坦言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并未读过塞林格更多的作品，“好像有了那一本书，就足够了，已经奠定了他在文学史的地位。”而在99读书人编辑、塞林格《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三本作品引进工作的负责人彭伦看来，某种程度上正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巨大成功，阻碍了人们对塞林格文学成就的进一步认识：“我相信塞林格本人更看重的作品是格拉斯家族系列。”

　　事实上，从塞林格上世纪40年代20岁出头时发表的短篇《逮香蕉鱼的好日子》开始，他已经着手建构格拉斯家族体系。这篇小说后来收入《九故事》，塞林格虚构的起点就是格拉斯家老大西摩在婚礼前的自杀。“西摩为什么死？”这个巨大的疑题成了很多铁杆塞迷追踪塞林格作品的驱动力，他们从塞林格发表的每一个字里寻找蛛丝马迹。后来的《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巴蒂、波波、维克、沃特、祖伊、弗兰妮这六个敏感、早慧的年轻人依次出现，与他们的大哥西摩一起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动人也最神秘的“神童七兄妹”。

　　批评家抱怨他对这七兄妹过于深情。连受塞林格影响颇深的约翰•厄普代克都说：“塞林格对格拉斯一家的爱超过了上帝对他们的爱。他的爱太专一了。他对他们的喜爱已经到了有损于艺术性的地步。”

　　但书评人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观点完全相反，她在2001年6月21日的《纽约书评》上写道，批评者一直以来都错怪了塞林格，正如短视的同时代人曾经错怪了马奈或托尔斯泰那样；人们所抱怨的东西，正是塞林格的伟大之处。她认为，格拉斯一家(及其创造者)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恰恰就是塞林格的全部意义：它对这个世界的揭示，和它对那些无法与世界相处的人的揭示，是完全对等的。

　　至少有五部电影从塞林格那里汲取了灵感：《第27章》、《阴谋理论》、《梦幻成真》、《寻找佛罗斯特》和《特伦鲍姆一家》。《特伦鲍姆一家》便脱胎于格拉斯家族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聪明绝顶，每一个人都厌世而无处遁隐。

　　塞林格的所有作品，也就是他一生的寓言。